贵州省关于多渠道筹措基础教育经费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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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案件的特点及预防对策

　　近年来，刑罚处罚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以下简称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案件居高不下，2001年至2003年我县检察机关共向审判机关提起公诉649人，其中属于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的有84人（除1名女性外其余均为男性），占三年提起公诉总人数的12.9%。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严重危害了我县的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本文通过对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发现其特点，剖析其原因，探寻其对策，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
　　一、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的特点
　　（一）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呈现“七多”现象。一是农民多，有68人，占80.9%，无业和待业人员有14人，其他2人。二是青壮年多，再犯罪人员中，20岁至40岁的有64人，占总数的76%，其中20至30岁的有37人，30至40岁的有27人，另外还有10名18岁以上19岁以下的青少年，特别是在调查的15名“三进宫”和“五进宫”人员中，再犯罪年龄均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三是本县人多，有78人，占92.8%，其他为本省外县人。四是文化层次低的多，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有81人，占96.4%，其中初中37人，小学42人，文盲2人，尤以小学为最多。五是“二进宫”人员比例多。第二次进监狱的有69人，占总数的82.2%；而“多进宫”人员相对较少：“三进宫”人员有12人，占14.2%；最少的为“五进宫”有3人，占3.5%。六是累犯多，在84名刑释解教人员中，五年内再犯罪的累犯有60人，占总数的71.4%。七是伙同他人共同作案的多，有57人，占67.8%，且结伙作案持续时间长；其中伙同其他刑释人员共同作案的有23人，占共同作案总数的40.3%。
　　（二）从案件性质看，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最后一次犯罪）主要涉及侵犯财产类犯罪。其中侵犯财产类犯罪64人，占总数的76.1%。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有9人，占总数的10.7%，其他犯罪11人。在调查中发现，刑释解教人员前后犯罪侵犯同一类型客体的多。在84名刑释解教人员中，前后犯罪属于同一类型（如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抢劫罪）的有54人，占总数的64.3%，其中前后犯罪触犯同一罪名的有25人，占总数的29.7%。另外，刑释解教人员从初次犯罪到再犯罪，普遍是从秘密作案到公开作案、从一般侵财型犯罪发展到暴力侵犯人身、财产性犯罪，可见，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的主观恶意加深，胆大妄为不计后果，情节更为恶劣，社会危害性升级，影响极坏。
　　（三）刑释解教后至再犯罪的时间间隔较短。在69名“二进宫”人员中，刑释解教后再犯罪时间间隔不到3年的有46人，占累犯总数的54.7%，可以说，刑释解教后3年内是再犯罪的高发期。其中一年以下的有26人，在半年内再犯罪的有15人，三个月的有9人，间隔最短的仅有23天，一至三年的有20人；三年以上的有23人。刑释解教后在15名“多进宫”人员中，每次刑释后至再犯罪的间隔都在3年以下的有11人。
　　（四）刑罚较轻。在84名刑释解教人员中，有54人的刑期在3年以下，占总数的64.3%。其中在69名“二进宫”人员中，被判处刑期在3年以下的有46人，占总数的54.7%，4年以上10年以下有14人，另有管制1人、拘役2人，劳教6人；在15名“三进宫”和“五进宫”人员中，不论前罪还是后罪，每次刑期都在3年以下的有8人。而且，84名刑释解教人员中，在刑罚执行期间，有17人减刑、有4人假释。
　　二、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的主要原因
　　自身原因
　　（一）无技术特长，缺少谋生手段。一些刑释解教人员尤其是因一念之差误入歧途的初犯偶犯，大多能真诚悔改，有的还立功减刑或提前解教，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城镇下岗职工的增多出现就业难问题，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面临人多地少劳力过剩的状况，很多刑释解教人员由于他们自身文化修养和素质较差，缺少技术特长，缺乏竞争力，加之他们曾被判刑或劳教，社会对他们容纳度降低，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他们重返社会后找不到工作，又没有地种，失去了生活保障。同时还受到人们的歧视，这样就会使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精神压力和生活艰辛，这双重压力往往会使他们很容易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导致他们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如仅有小学文化的陈×才，其曾在24岁因盗窃被劳动教养1年6个月，此后又有三次因敲诈勒索、强奸、盗窃在监狱里度过了十个春秋，直到2002年2月释放，但他已过而立之年却无一技之长，终觉生活艰难，陈×才只得重操旧业，于2003年1月在本镇某工场盗窃财物，再一次走进了监狱。在84名再犯罪的刑释解教人员中，大多数属无技术特长，缺少谋生手段，就业无门的。
　　（二）恶习难弃，重蹈覆辙。一些违法犯罪人员进入监管场所前染有吸毒和赌博恶习，刑释解教后往往抑制不住诱惑，不惜再次以身试法，有的则因回归社会后处处碰壁而破罐破摔，重拾恶习。如曾×军，1997年11月因敲诈勒索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1999年刑满释放后染上毒瘾，其从2002年3月开始，为了获得毒品供自己吸食，按照李某的吩咐，先后把1.9克海洛因毒品贩卖给吸毒人员。还有些刑释解教人员难脱好逸恶劳恶习，他们重返社会后为追求奢侈的生活、高档的消费和舒适的享受，不惜以身试法。如黄×峰，平日游手好闲，追求不劳而获，2002年8月其以借用为名，将亲戚的一辆摩托车卖出得款供自己挥霍，后被法院判处拘役3个月于同年10月25日释放，出来仅23天即于11月18日又伙同刑释人员古×辉，用同样的作案手段骗得他人一辆摩托车卖出，将赃款共同挥霍。
　　（三）犯罪主观恶意深，有的还以犯罪为职业。有的刑释解教人员自小染上不良习气，违法犯罪后不认罪悔罪，不接受教育改造，一旦刑释解教，便故态复萌，重操旧业。更有一些“三进宫”以上者，不是积极地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消极地认为是社会与他们过不去，因而憎恨社会。他们有的向涉世未深人员传授犯罪方法，有的则变本加厉，刑释后疯狂作案，不少恶性案件都是“多进宫”的刑满释放人员、惯犯和逃犯所为。2001年至2003年，我县县城飞车抢夺案件居高不下，检察机关共提起公诉26名涉案人员，其中有刑释解教人员16人，占总数的61.5%。典型案例如黄×安、蓝×华、马×坤、黄×（女）、谢×、谢×金等6人抢夺案，在2001年间抢夺十余次，抢得钱财共值8万多元，此抢夺团伙中前4人均是刑满释放人员，且均属累犯。
　　（四）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刑释解教人员经历复杂，人员交往复杂，除过去一些朋友外，还在“两劳”场所结交了一些人，这些人重哥们义气而不讲法律，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如万×刚曾在1999年4月20日因寻衅滋事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01年10月16日晚上，其结识的朋友、刑释人员曾×全等人在县城某酒店停车场与李某等人发生争吵打架，后被民警制止。万×刚得知后即伙同二十多人，手持刀具、铁水管等工具，脱掉上衣，冲到李某等人就医的某门诊部，见人就打见物就砸，砍致轻伤1人、毁坏房门2扇、砸坏小汽车2辆、摩托车6辆，情节恶劣影响极坏。
　　（五）法律意识淡薄，再次触犯刑律。有些刑释解教人员在监管场所认真服刑改造，思想有了较大转变，回归社会后也能自食其力，但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不自觉地又触犯了刑律。如张×强非法持有枪支一案，他原系五华县某农场职工，在1990年因犯诈骗罪、销售赃物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1993年4月释放，1994年又因犯销售赃物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1995年12月减刑释放，后张×强经营酒店。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张×强于2003年2、3月间，从大坝镇七都村邓某手中以二百元购买到一支自制猎枪，并从平南镇丁某手中拿到三发猎枪子弹，放在其酒店的房间里，直至同年7月被发现非法持有枪支。
　　社会原因
　　（一）社会歧视。一些刑释解教人员由于有“劣迹”，他们重新走向社会后，一些人不自觉地视之为“另类”，他们在就业、工作、婚姻等方面会遇到比平常人更多的困难，承受的社会压力增大，面对社会的迅速变化，他们往往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心理，同时也容易产生一种对社会警惕和排斥心理，较少与平常人交流，最终形成反社会的性格。蒙受歧视而又缺少沟通是导致刑释解教人员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
　　（二）亲友冷落。一个人违法犯罪了，他本人进了监管场所，对其家里影响较大，会不同程度地“连累”了他的家人。对家里出现的这种“不光彩”的事，一些人对“犯了法”的亲属进了“两劳”场所，平时懒得写封信打个电话去安慰和鼓励，到刑释解教后，对亲属的就业、生活不闻不问，严重地挫伤了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做人的信心，最终导致他破罐子破摔。
　　（三）监管原因。一是一些监狱和劳教场所存在重经济效益，轻改造、教育、管理的状况。在当前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监管场所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不可避免地把大量的时间、人力用于单位“搞创收”上，而忽视将更多的精力去做违法犯罪人员的思想改造和为他们日后走向社会有立足之地而进行知识更新、技能培训等方面。二是教育改造手段单一，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罪犯思想改造。一方面，管教干部承担着大量违法犯罪人员的劳动教养、劳动改造的管理工作，这使他们难以集中精力，影响了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效果。另一方面，监狱主要是通过减刑、假释方法促使罪犯认真改造，缺少人文关怀和有针对性的改造手段。而监狱中实行多年的减刑、假释考核办法，容易造成一些罪犯在改造中投机取巧，处心积虑使自己能得到减刑、假释的机会，但其内心深处的劣性往往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改造。三是帮教工作未得到很好衔接。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后，还需要有关部门对他们进行帮教。但由于现在人户分离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刑释解教人员为了谋生而外出四处打工，使社会上的监管工作不能到位，出现了不少无人监管的情况，一旦有其他因素触发，极易造成再次犯罪。
　　三、防范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教育改造的力度。一是要使监管场所真正成为教育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的地方。不要将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场所仅仅当作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而是要作为净化受监管人员心灵的阵地，要保证监管场所把监管力量投入到执行处罚、改造罪犯的工作上来。管教干部要教育受监管人员在改造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从内心深处认识自己的行为性质，自觉地投入改造，从主观上避免再犯罪。要运用科学的管教方法，宣传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普及法律知识，传授劳动技能，使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帮助他们树立起重新做人的信心，引导他们摆脱因违法犯罪留下的阴影，树立起正确、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是建立减刑考验期制度，大胆适用假释制度。在对服刑人员决定减刑的同时设定一定的考验期，如果罪犯在考验期内不再积极改造并违反监规，可以宣布撤销减刑决定，对其继续执行减刑前的刑期。同时，针对一些监狱“人满为患”的现象，可以考虑适用假释制度，对符合条件的服刑人员大胆适用假释，并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对假释人员假释期间的监督和考察。
　　（二）加强对累犯的打击力度。修订后的刑法将以前构成一般累犯的前后罪时间距离由3年延长至5年，一方面会更有助于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累犯对社会治安的危险性更大。依法对累犯严厉惩处，必将有利于有效地遏制刑释人员再犯罪率的上升。特别是在“严打”整治斗争中，对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必须从重从快予以打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方能将其犯罪气焰打下去。加大对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的打击力度，作为司法机关，应本着执法必严的原则，对那些以身试法屡教不改的刑释解教重新犯罪人员、团伙犯罪一定要快捕快诉快审快判，从重打击，扼制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以示法律的威严，达到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
　　（三）重视和关心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问题。搞好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就业安置工作，要有创新思路。首先，劳改和劳教场所在改造阶段应适时开展一些职业培训，提高他们回归社会后的就业能力。其次，在主管部门扶持指导下组建以刑释解教人员就业为主的经济实体，做好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就业工作，同时加强建立对其定期的考察制度，帮助其尽快适用新的生活。再次，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应通过适当形式加强刑释解教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专业技术教育；并从实际出发，动员和要求招工单位从着眼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在招工就业方面提供机会；对在家务农的刑释解教人员，应保证他们有一定的土地经营，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四）家庭和亲友要多从精神和生活上予以关心。社会给予刑释解教人员更多的关爱和理解，有关部门和组织切实关心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和工作，是从根本上帮忙和挽救刑释解教人员的方法之一。家庭成员的态度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影响相当大，应该用亲情去拉一把，而不要推一把，并要尽量避免刑释解教人员的家庭解体。在他们服刑劳教时要多探望，增强他们重新生活的勇气；当他们重新走进家门时，要真诚相待，精神上多安抚，生活上多关心，尤其是在他们工作、生活中受到挫折后要多鼓励，激发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扬起生活的风帆。
　　（五）加强基层组织领导，搞好群防群治的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作为肩负专政重要职能的司法机关，应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但是打击固然重要，决不能因为加大打击力度而疏忽了防患于未然的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我们应当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安排下，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积极参与社会的综合治理工作，对那些发案率高的乡镇应及时掌握情况，建立联系点帮助基层组织建立一套完整的打防结合的新体系，除对那些突发案件应进行及时处理外，对存在的隐患应及时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出相应对策，对发案率高的地区，应加大法制宣传力度，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守法什么是违法犯罪，应遵守什么样的社会公德，并提高防范意识，做到群防群治，并积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消除犯罪于隐患中。特别是要注意加强预防青少年犯罪，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和再犯罪。
　　针对刑释解教人员由于承受精神压力和生活艰辛而再犯罪问题，建议司法机关与有关政府部门加强联系建立刑释解教人员管理档案，加强监管工作，加强对他们的考察，对重点人员要建立帮教小组，落实帮教措施，以便随时掌握动态，一旦发现苗头，立即把问题解决和消化在萌芽状态中，努力降低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犯罪率，同时要从政治上更加关心，生活上帮助创造就业机会，使他们体会到党的政策的温暖，从而坚定重新做人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信念。（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张碧波）


浅析律师职业的“非道德”及提出相关建议
吉林大学
经济信息学院
2002级法学3班
刘英博
51020908
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

实现权利的平等对抗，保障当事人的权宜，促进司法公正一直是律师的光荣职责，然而这光荣的群体却一直难以摆脱“荆棘的王冠” －－自我形象不佳，社会评价降低，职业情况恶化等无一不是困扰当代律师业发展的枷锁。更有甚者认为律师是滋生腐败的代名词。不可否认，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之重是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尚存在诸多问题。想要建设一直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就必须加强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学生拟从律师职业的“非道德”现象入手进行分析并提出粗浅意见。

关键词：

律师职业道德 理性思维 非道德 利益 责任 单极利益

一.当前律师职业建设的尴尬局面

法律职业有别于其他一般的社会职业，它是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作为这一群体中的自由职业者，律师是法律运行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他的作用日益重要，但却面临尴尬的发展局面。一方面，有着相对高的收入和自由的工作方式吸引了不少的法律人的加入，使得律师，尤其是专职律师的数量猛增；而负面影响是律师的形象却被无情地破坏－－唯利是图，如商人般势利，不择手段的争讼和诡辩，影响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借用17世纪欧洲作家维勒加斯（F•Q•Y•Villegas）的话来表达大多数人的感觉应该更加直白：“没有律师，就没有争讼；没有争讼，就没有代理人；没有代理人，就没有欺骗；没有欺骗，就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就没有警察；没有警察，就没有监狱；没有监狱，就没有法官；没有法官，就没有偏袒；没有偏袒，就没有贿赂。……”。公众的偏见不但对这个集团百般责难，同时也使其发展蒙上了阴影。不可否认，法制土壤的缺乏，司法实践中追求单极利益，律师职业的特殊道德要求和相关立法的漏洞、制度的缺失都导致了公众对律师职业的排斥现象。学生认为这些严重阻碍律师职业发展的问题都和律师职业道德的建设息息相关。

二．寻找律师职业“非道德”的成因

（一）司法实践中律师职业产生“非道德”的原因
1．律师集团缺少职业荣誉感
律师业本身是一个道德自治的行业，同时也具有相对垄断性，只有经过了严格的考试并拿到了从业资格的人才有机会进入这一团体。但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不完善，公众对律师职业的偏见和误解，以及律师自身对荣誉认识的缺乏导致了我国律师业整体没有一种作为律师的个人身份荣誉感和集体职业荣誉感（律师在工作和生活中往往认为自己是一个单独打拼的个体，没有军人等职业那样的鲜明集体观念）这一情感缺失的后果使得许多律师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不择手段，不在意个人荣誉的丢弃，不在意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更不在意律师集体荣誉的保持，在律师和律师间形成了竞争的恶性循环，而循环的结果就是律师集团整体道德水平降低。因此，没有了对荣誉的追求，道德的沦丧也成为了必然。
2．价值取向上，利益重于责任
律师在法律运行环节中是完全不同于其他角色的特殊类。因为他具有法律人和经济人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律师的职责是维护法律正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和解决法律纠纷，体现了一定的公益性；另一方面，作为谋生的手段，律师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当事人解决法律问题，并为自己获得经济利益，体现出了他的逐利性。值得注意的是，律师的工作来源于当事人的委托，双方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标的就是律师为当事人提供的“商品式”的法律服务和高超的法律技术的运用。律师的工作性质就是在这两种性质种选择，选择的结果就代表了其价值取向，价值偏重时逐利性就体现得较为明显，逐利性的突出会表现出两种情况：（1）极端的单极主义。当事人是律师的经济来源，胜诉又是案源的保障,为了获得更多的案源和胜诉的机会，个别律师往往会违反法律和相关规定私下和司法人员接触，拉拢、贿赂法官，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这些律师此时关心的只有己方的利益。学生认为这种有利于被代理人的结果这只是表面的，短暂的胜利。因为这种行为最终导致的是司法权威的损害，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理解、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所以，这表面的“胜利”其实是一种深层次上的失败，是一种破坏。破坏了律师本身的职业环境，造成了整个法制系统的崩溃。届时，律师们整天忙碌的不再是调查取证，分析法理，而在乎的只有人情交际。（2）律师个人乐趣的丧失和道德的退步。法务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从来不亚于其他职业。争得案源以获得经济利益及工作的成功标准似乎只有金钱才能诠释（法官和检察官的工作成功通常可以通过职位的升迁来反映）；律师及事务所把重点放在如何维持和扩大规模，使合伙人获得更多的利润和回报。工作的压力使律师难以在生活中找到乐趣，机械的运动只能使他们变得疲惫，这样就更不会把社会利益、他人利益这样的重担放在身上，只有短期的利益才能让他们的神经有所触动。当然大部分公众不会认为律师的道德是善良的，正义的。正如西方法彦所语云：“诉讼孕育了律师，律师滋长了诉讼”；“辩护律师不会成为好法官，他们习惯于为钱工作”。
3．法律制度的漏洞给律师违法提供了可能
在多年计划经济的统筹影响下，我们的司法系统也有一种领导批示的不成文惯例。例如，判决书成文以后主审法官还没有权力把它送达到当事人的手中，当这份判决书有了庭长和主管院长的签字以后，它才有可能产生法律效力。所以，为了赢得案件的胜诉，律师往往和当事人一起找领导批示，在领导身上做文章。此外，法律的保底性条款赋予了法官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争取这种权力的向己方倾斜也是律师不断违法活动的目的所在。我国没有规定陪审团制，现有的合议庭和人民陪审员制度根本不可能起到制约法官权力的作用，这使法官行使权力受律师不当影响的风险相对大。加之三大诉讼法中，一系列的回避规定却忽视了法官和律师关系的规制，让这种关系处于依法回避的盲区和边缘地带，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中的重大缺陷。一对相互熟悉的律师和法官在同一案件审理中碰头决不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两者在多年的接触中一定会产生某种默契，我们如何保证这种默契不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呢？！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律师为了打赢官司不惜用各种方法和法官做钱和权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交易，道德的败坏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律师职业道德独特性也体现了的“非道德”因素
每个职业都有自身独特的职业道德。医生面对病人无论其是好人坏人都要救死扶伤；警察为了保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无论情况有无危险都要挺身而出；军人为了保证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论敌人多么强大都要敢于牺牲。这些道德有些是大众道德的范畴，有些甚至列入了国家法律的规定。正因为有这些特殊的职业道德的支撑，这些职业群体才能有序运作，这也是区别各个职业群体的重要标志。作为舶来品的律师职业是在我国法制土壤和法律研究都不丰富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相当一部分人对其职业本身和职业道德都十分陌生：认为大众道德、律师道德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这其实并不者正确，准确的表述可以借助于数学的定义：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只是两个有相交部分的集合。
1．律师职业道德不是理想中的道德
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文显468）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或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道德的分类标准有很多，按照富勒的分析，道德可以划分为理想道德和义务道德。前者是人们所追求的现实生活中应当存在的道德状态；而后者其实是要求社会成员为了实现前种道德而产生的道德的义务。把道德规范内容进行分析，还可以划分出价值、原则、规则和感受及态度这四种层次。义务道德主要体现为规则和原则，而因何产生这种义务、这种义务的正义性体现主要由价值和感觉及态度这两个因素左右。不难看出，律师职业道德在道德分类中是一种义务道德，即如果有人达到这样的标准不会受到赞扬，但如果违背了则要受到斥责或惩罚。所以，律师职业道德不是公众心中向往的道德－－大众道德。如果认为律师要有高于一般道德的情操，那么就是对这两种道德的概念、范畴和作用产生了误解。
正是因为律师职业道德不同于大众道德，所以二者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首先，律师职业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能高于大众道德。在2001年11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第二章中明确列举了律师应当遵守的九条总则性职业基本准则。分析九条条文的罗列，其中的根本目的体现在要积极维护律师的声誉，全面提高律师队伍道德建设水平，规范律师职业行为，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公众和社会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通过条文的表述和认识，我们不难看出本规范要求律师在全社会中应当率先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公众的权利，保障司法公正，是一般公众的楷模。原因在于：（1）律师的职业的工具就是法律，职业的根本依据是法律；（2）律师集团的构成上多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群众更加熟悉法律和道德；（3）律师的职业决定了他们要和公众广泛接触，天然负有为其解决疑难、排除干扰、享受法律上的权利的义务。从这个层面上讲，律师职业道德是应当高于一般的社会大众道德水平，这也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
其次律师职业道德在某些方面还可能低于大众道德，这是最不太容易被公众理解接受的，例如：律师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尤其是刑事犯罪的辩护人，他的职业操守和参照系要求他即使有当事人犯罪的证据也不能主动向法庭提供；即使明知有罪，也要从无罪的基础出发为其辩护。这种情况恰恰和大众道德的标准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在这个价值取向上，律师对当事人利益进行保护的道德要求往往高于社会道德要求；而对对方当事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是低于大众道德的。这不单是基于双方契约的要求，也体现了道德和法律的区别。此外，公众对此的误解还由于法制观念没有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而产生的。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特别注重伦理秩序和信念的体系，强调个体人格的发展同宗族社会伦理要求协调一致起来，它更追求实质的公正，排斥法律形式主义，进而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动摇法律在国家的地位。当代律师的工作突出表现在打破这种看似协调公正的实质正义，而为个体独立的人格发展创造环境，并运用法律形式主义来维护这种独立的、富有理性的法律关系。这就是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的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
2．律师职业道德追求鲜明的理性价值
法律运行的特点在最大程度上排斥感情的冲动和任何恣意的决定。相对于其它社会规范的区别体现为内在的、强制的理性因素。无论行为、结果及因果关系如何组合构成，都会发生的相应法律后果。法律后果的发生往往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感为转移，也正是这种理性使得法律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基于这种理性价值而工作的律师必然拥有理性的品格，体现为：（1）程序分化导致角色的特定。一场诉讼从开始就要为每个参加人确定位置，律师法定的位置也为律师确定了相应的心态。他不会因被害人的悲惨遭遇而心痛或因被代理人的发指行为而愤怒继而倒戈；更不会以中立的姿态如法官办超然于双方之外。相反，他还是会站在被代理人利益的立场上为其辩护，为其争取平等权利。（2）有意识的思维阻隔。在现代法制中，程序对案件的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律师在介入案件的时候，往往如外科医生手术一样，依程序对案件进行剖析。使人感觉理性的冷酷扑面而来，为的就是要淡化决定过程中得到的论证，利用理性思考强迫自己将先入为主的真理观和正义观束之高阁。（3）鲜明的形式理性。律师在法庭上的工作是摆事实、讲道理。更确切地讲是摆证据、讲法理。一名成熟的职业律师往往会保持平和的心态，在诉讼过程中排除意气用事，通过形式化、专门化的法言法语把所有的喜怒哀乐凝结为程序进行中的辩论、推理、证明和决定。
艺术作品中的律师往往夸夸其谈、慷慨激昂、惩恶扬善，但艺术的加工和真实的生活却相差甚远。律师是有感情的，但律师决不会通过充分调动感情，以情代理感染听众；律师的辩论也可能是激情四溢的，但这种激情建立的基础永远无法摆脱理性的思维和冷静地思考。所有的结论归结在一起就是感情永远无法超越理智。
3．法律是衡量律师职业道德的唯一标准
虽然在高教社出版的大学法律专业教材中只有刑法学提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其原则，但在我国司法界的各个运行环节这都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律师职业道德的标准也只有法律这一个唯一，也可以说是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标准差异的最根本原因。
想要真正理解律师职业道德的标准就要对法律、道德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加以甄别。首先，道德和法律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道德以社会意志的形式出现，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为了使法律更加易于遵守和操作，法律规范的构成较之道德规范更加明确、精确和严密。其次，违反了规范的后果不同。这点区别在案件的诉讼中是十分明显的：违反了道德无需任何特定组织和特定程序的认定，人们就可以把违反道德的人和道德制裁直接相连，这说明用道德调节的方法是灵活的、普通的；而法律的程序性和确定性又是其不具备的，违反法律，追究责任一定要通过严格程序和法庭审理，用一句经典的法谚来表达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再次，调整人们的行的方式为也是二者的区别所在。道德的重点是通过单一的义务要求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法律却是以权利为本位，以权利义务双向为纽带调整人们的行为。最后，调整的对象和调整体系不同。法律较之道德以更加严谨的的法律结构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对其内心的动机却不慎注重，道德倚重要求人们内心善良以达到行为合力。以上四点构成法律和道德间的不协调：合法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也不一定合法。律师执业绝不可能和法律相抵触，尽管合乎道德的东西可能是合法的，但合乎律师职业道德的决不会是违法的。
真正区别法律和道德是不可能的，两者的阶级基础都决定了他们的社会阶级本质和服务的方向是共同的。法律贯穿道德的精神，道德对法产生公正性和公正程序的评价；道德保持法律的伦理方向，法律则促进道德的完善。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辩证的得出结论 －－一名优秀的律师往往是一名道德高尚的人，一个道德败坏的律师也不可能会遵纪守法。即便如此，律师在工作中坚持的永远是法条主义而非大众道德。如果把拥有良好的大众道德说成是拥有社会正义感的话，那么无疑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在某种成度上抑制了这种正义感，也就是说这种抑制让大众对律师所遵守的道德标准产生了较深刻的误解。

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升律师形象

（一）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分析了律师职业和律师职业道德产生“非道德”的原因，无论从司法实践中保持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角度还是从律师集团自身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职业环境，提高职业评价的角度上看，加强律师执业道德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 “职业” 一词的是十分关键的，它的含义就是要强调法律工作是按对委托人和法制应尽的义务优先与个人利益这样的标准组织起来的；同时也是受道德支配的。如果没有法律职业道德建设支配法律人的行为，影响法律人的心态，规制法律人的思想，拥有高超法律技术的法律人是十分可怕的，乃至是危险的。这点在律师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法官和检察官的行为除了职业道德规制以外，还有国家法律和单位纪律的约束，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是没有直接的上司可以对其管辖的。正因为职业道德的作用，才抑制了法律技术运行中的非道德的成分，使其把法律的非道德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也彰显了职业技术中的道义成分，让法律技术真正的法律事业服务。
（二）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一点建议
1．培养荣誉意识
经过前文的论述，学生认为荣誉意识建设对建设律师职业道德是有帮助的。西方律师业的早期，同样是由于社会民众对律师业的讥讽刺激了律师们，让他们意识到了职业荣誉的重要性。为了改变人们的评价，律师们开始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服务，有时这种服务完全不计成本，此后经过多年的发展，这种为打不起官司的人进行援助的服务演变成了今天的法律援助制度；不仅如此，律师还剔除在职业队伍中的道德败坏者来提高自身的纯洁性。以至到16世纪的欧洲各国纷纷把律师职业作为贵族的理想工作－－律师们不仅传播法律，也严格学习礼仪举止和上等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这种注重个人背景来改善律师职业道德的方法在现代社会并不可取，但却在客观上收到了很好的结果。当然，学生并不赞成律师是贵族之学，但仍希望律师集团可以建立起职业荣誉感，重视自身行为的修养和性格培养，从内心激发对行业的热爱，对荣誉的珍惜，进而提高律师整体的职业道德水平。
2．加大法律普及力度，让法制理念深入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