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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农作物种子实施细则（修正）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农业部发布，根据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农业部令第39号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农作物种子包括粮、棉、油、麻、桑、茶、糖、烟、果菜、药、花卉、牧草、绿肥及其他种用的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等繁殖材料。
第三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种子选育、生产、经营、使用和管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实施细则。
第四条 农作物种子实行以计划供应为主，使用者选留为辅，逐步实现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定期更新更换生产用种。
第五条 种子类别分为育种家种子、原种、良种。
育种家种子：指育种家育成的遗传性状稳定的品种或亲本的最初一批种子。
原种：指用育种家种子繁殖的第一代至第三代或按原种生产技术规程生产的达到原种质量标准的种子。
良种：指用常规种原种繁殖的第一代至第三代和杂交种达到良种质量标准的种子。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农业主管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工作，其执行机构是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设置的种子管理机构。
第七条 种子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种子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种子发展建设规划；
（三）负责种子计划、生产、经营和品种及种子质量的管理；
（四）签发和管理《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种子质量合格证》；
（五）会同有关部门查处违法生产、经营种子的单位和个人；
（六）培训种子技术和管理人员。
种子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持有《中国种子管理员证》和佩戴《中国种子管理》胸章。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可根据需要，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聘请兼职种子管理员，接受种子管理机构委托行使种子检查、监督职能。
第八条 各级农业部门的种子公司是种子生产经营的主渠道，负责按计划生产供应良种。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扶持种子事业发展，在资金、贷款、税收及化肥、柴油等物质供应上给予优惠。
第十条 国营原（良）种场是国家种子生产的主要基地，应坚持以繁殖原（良）种为主。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要给予扶持。任何单位不得侵犯国营原（良）种场的土地和国家资产。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对在品种资源引进、新品种选育、区域试验、种子生产、加工、检验、检疫、经营、管理、推广等各项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精神、物质奖励。

第二章 种质资源管理
第十二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均属国家财富、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害国家规定保护的种质资源。
第十三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范围，包括本细则第二条所指的繁殖材料和近缘野生植物以及人工创造的各种植物遗传材料。
第十四条 国家有计划搜集、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农作物种质资源，具体工作由农业部授权中国农业科学院品种资源研究所（下称中国农科院品资所）组织实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管理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授权的有关单位负责。
第十五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实行长期、中期两级保存制度。长期保存由中国农科院品资所负责，中期保存由中国农科院有关作物专业所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科院负责。
第十六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对外交换和试验研究用的少量种子的国外引进，由中国农科院品资所统一归口管理。
第十七条 国家鼓励有关单位或个人，积极从国外引进农作物种质资源，引进后必须将作物种类，品种原文名称，来源地，原产地，引入时间以及有关资料，报中国农科院品资所统一登记、译名和编目，同时附适量种子供鉴定、保存。利用其资源要征得引进单位或个人同意，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为了防止国外危险性病、虫、杂草传入我国，任何引种单位或个人，必须严格按照植物检疫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国外引种申报、审批、报检手续，并进行隔离检疫试种。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国外提供（包括交换、出售）种质资源，应按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分类管理办法办理报批手续。

第三章 品种选育与审定
第二十条 农作物新品种（包括杂交组合）的选育，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统一规划，组织有关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进行。
国家鼓励集体和个人选育农作物新品种。
第二十一条 农作物品种审定实行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审定制度。
第二十二条 农业部设立的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负责协调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审定跨省推广的新品种，以及需由国家审定的品种。
第二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农业主管部门设立的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审定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委托省辖市（地、州、盟）农作物品种审定组织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品种审定工作。
第二十四条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由农业行政、种子部门、农业科学院（所）农业院校和有关单位推荐的专业人员组成。
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由农业部任命，省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由省级人民政府或农业主管部门任命。
第二十五条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
（一）贯彻执行有关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的规章、制度、办法；
（二）领导和组织新品种区域试验、生产试验；
（三）审定新品种；
（四）对已推广的品种和新品种的示范、繁育、推广工作提出建议；
（五）办理品种审定工作的有关事宜。
第二十六条 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农业事业费预算。
第二十七条 报审品种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主要遗传性状必须稳定一致，与其他品种有明显的区别；
（二）需经连续2～3年的区域试验和1～2年的生产试验（两项试验可交叉进行）；
（三）产量水平要求高于当地同类型的主要推广品种原种的5％，并经统计分析增产显著。
产量虽与当地同类型的主要推广品种的原种相近，但在品质、成熟期、抗病（虫）性、抗逆性等有一项乃至多项性状表现突出。
第二十八条 报审外省已审定的引进品种，应附外省有关审定资料，并进行不少于两年的生产试验。
第二十九条 报审品种应附有选育（引种）经过报告，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报告，栽培技术要点，抗病（虫）性鉴定，品质分析报告，以及植株（籽粒）照片。杂交种应提供亲本资料及制种技术资料。
抗性鉴定和品质分析报告，应由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可的专业单位签署。
第三十条 对未具备组织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条件的某些农作物或特需品种，报审时应附有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场所进行性状鉴定和多点品种比较试验报告。
第三十一条 报审程序为选育（引进）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向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报请审定的品种，选育（引进）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后，需由本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区域试验组织单位签署推荐意见。
第三十二条 经审定通过的品种，由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发给品种审定合格证书。
审定合格的新品种由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议定名，编号登记，并由农业主管部门公布。
第三十三条 未经审定或审定未通过的品种不得经营、生产推广、报奖和广告。
第三十四条 审定未通过的品种，如选育单位或个人有异议时，可进一步提供有关材料，向原审定委员会申请复审一次。
第三十五条 凡报审手续符合要求，材料齐全者，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应于收到申请后的1年内完成审定工作。
第三十六条 审定通过的品种在生产利用过程中，如发现有不可克服的弱点，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应提出停止推广建议，并由农业主管部门发布公告。
第三十七条 参加区域试验、生产试验的品种，申请单位应交纳试验补助费用，其费用标准由同级农业主管部门会同物价部门制定。
第三十八条 农作物新品种（亲本）和种子生产技术实行有偿转让，具体办法按国家有关技术转让规定办理。

第四章 种子生产
第三十九条 种子生产实行计划管理。
商品常规种子的生产，纳入县以上各级种子管理机构的计划。
杂交种子的生产计划，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根据各地计划统一制定。凡出省繁殖制种需经双方省级种子管理机构批准。
商品种子生产应签订预约合同。
第四十条 生产商品种子实行《种子生产许可证》制度。
凡从事农作物种子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均需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的种子管理机构申请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按照指定的作物种类、产地和规模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种子的一个生产周期。
第四十一条 生产商品种子应具备的条件：
（一）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种子的基地，并具备繁制良种的隔离、栽培条件；
（二）有熟悉种子生产技术的专业人员；
（三）生产的种子的品种应是审定通过的品种；
（四）生产的种子应纳入当地种子管理机构的计划。
第四十二条 生产出口种子的单位凭出口繁种合同，向所在省级种子管理机构申请《种子生产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有计划地建设种子生产基地，实行专业化生产。种子基地应按计划承担种子生产任务。
第四十四条 各级农业种子部门在农村建立的特约种子生产基地的粮油定购任务，按照收购的种子数量，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核减。
国营原（良）种场的粮油国家定购任务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减免。
各级种子部门的种子生产收购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下达。种子生产基地按计划交售种子，国家应供应不低于收购同类产品的挂钩物资。
第四十五条 生产商品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苗产地检疫规程。交售的种子必须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等级标准。
生产商品种子的单位要接受种子管理机构的检查。
第四十六条 种子生产基地交售种子时应附有该批种子的田间检验结果单和产地检疫合格证。
第四十七条 国家鼓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生产自用的常规良种。

第五章 种子经营
第四十八条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经营实行计划管理。省内杂交种子经营纳入省级种子管理机构计划。
省间杂交种子经营计划，由双方分别纳入本省调入调出计划，按购销合同实行计划管理。农业部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协调平衡。
第四十九条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组织经营。被指定组织经营的单位要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用种和余缺调剂任务。
农作物常规种子实行在县以上种子管理机构计划指导下的多渠道经营。
第五十条 经营农作物种子实行《种子经营许可证》制度。
凡从事农作物种子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均须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申请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凭证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按照指定的作物种类和地点经营。
第五十一条 经营种子应具备的条件：
（一）具有能正确识别和鉴定所经营种子的种类和质量的技术人员；
（二）具有能正确掌握种子贮藏技术的保管人员；
（三）具有同经营种类、数量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贮藏保管设施和检验种子质量的仪器设备；
（四）具有与经营种子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自有资金及独立承担经济（民事）责任的能力；
（五）具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第五十二条 经营种子的单位和个人每年到种子管理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办理验证。
第五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优先保证种子基地的种子收购。凡列入种子生产计划的生产单位和个人要履行合同，种子经营单位要按合同收购。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到种子生产基地抢购套购种子。
第五十四条 经营的种子，应经过精选加工、分级包装，确保种子质量。严禁掺杂使假，以次充好。
大包装种子可以分装，但分装单位必须对种子质量负责。
第五十五条 凡进出口商品种子的单位必须定期向同级农业种子管理机构报送进出口种子作物种类、品种名称、数量、质量和产地等。
第五十六条 农作物种子调运计划实行归口管理。调出县境的种子，向当地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办理准运手续。调出省的种子，向省级种子管理机构办理准运证明。
交通运输部门凭《种子质量合格证》、《植物检疫证》和准运证明，优先安排运输。
邮寄出县的种子，必须附有《植物检疫证》。
第五十七条 经营农作物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种子管理和工商、技术监督、物价、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六章 种子检验和检疫
第五十八条 各级农作物种子管理机构的种子检验部门及其委托单位，负责种子质量检验工作。其任务是贯彻种子检验管理办法及有关种子检验的技术规程；承担种子质量监督、抽检和仲裁检验；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委托检验；组织经验交流和技术培训。
种子生产、经营单位的检验室应配备专职种子检验员和检验仪器设备，负责本单位种子的自检工作。
第五十九条 农作物种子的检验方法和技术必须执行《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和《牧草种子检验规程》等国家标准。
第六十条 凡生产、经营和储备的农作物种子必须进行检验。种子质量必须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质量标准。经营的种子应附有《种子质量合格证》。
第六十一条 《种子质量合格证》必须由生产经营单位的持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厅（局）核发的《种子检验员证》的检验员签发，并加盖种子检验专用章。
第六十二条 持证检验员应具备的条件：
（一）具有中专（或相当中专）以上的文化水平；
（二）直接从事种子专职检验技术工作3年以上；
（三）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业务考核合格。
第六十三条 凡申请委托检验和仲裁检验的单位和个人均需支付检验费用。其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会同物价部门制定。
第六十四条 调出县的种子，由调出单位负责检验，调入单位复检。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需调拨达不到国家或地方质量标准的农作物种子时，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种子质量由调入单位检验，调出单位予以协助。
第六十五条 各级种子管理机构的种子检验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持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厅（局）核发的由农业部种子管理机构统一制作的《种子检验员证》。
第六十六条 为保护农业生产，防止危险性病虫杂草蔓延，凡从事种子选育、生产、经营和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植物检疫法规和规定。

第七章 种子储备
第六十七条 国家实行分级储备种子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自然灾害发生规律，确定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收储数量。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储备一定数量的救灾备荒种子。
地方储备救灾备荒种子的部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各生产单位和农户应储备自用的救灾备荒种子。
第六十八条 国家储备救灾备荒种子所需的资金由同级财政部门拨款或给予贴息贷款解决。储备种子产生的政策性亏损，由同级财政部门给予适当补贴。
第六十九条 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计划报当地政府批准下达，动用储备种子应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各级政府应有计划地建设种子储备库，保证储备计划的落实。
第七十条 救灾备荒的种子应分品种储备，加强管理，定期检查保证质量。

第八章 罚 则
第七十一条 经营推广未经审定或审定未通过品种的种子，由农业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给使用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责令赔偿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
第七十二条 未按规定领取《种子生产许可证》生产种子的，由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可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内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未按规定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经营种子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处罚。
第七十三条 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种子，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的，种子检验员有权制止其经营活动和扣押种子。
第七十四条 在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做病虫害接种试验的，农业主管部门有权制止；造成危害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可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五条 在区域试验、示范、审定和种子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储藏、经营、推广、承运、管理工作中，不负责任，弄虚作假者，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赔偿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六条 伪造篡改检验、检疫等证明的，由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经济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七条 对无理干涉或妨碍种子管理和检疫检验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做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管理机构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十九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种子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八十条 本实施细则中的直接损失是指购种费；可得利益损失是指因种子造成的该作物产量与前三年平均产量的减产损失部分。
第八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八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略论法官名誉权的司法救济---从王法官名誉权一案所想


一、王法官一案的情况
日前重庆市A区基层法院受理了B区基层法院一王姓法官（某庭庭长）诉三家报社（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重庆现代工人报）的名誉侵权案。三家报社发文刊载内容为“政府人员涉嫌造假，法院法官违章办案，重庆建科院面临解体”一文，文中涉及王法官的职务行为，并略作否定性评论。王法官认为报社报道不实，评论不当，以自己名誉受损为由起诉至A区法院要求赔偿。A区法院择日依法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各抒己见，先后陈词，法庭紧紧围绕王法官审判案件之职务行为的事实开展调查，以求辩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适当。
二、审理上的逻辑矛盾
一个法院要对一类案件予以审理，必定要能够对此类案件行使审判权，倘若行使权利时出现矛盾就会导致权利无法行使，案件也就不能审理下去。笔者认为A区法院对王法官名誉权一案的审理就存在这样的矛盾。
（一） A区法院审理此案行使了对B区法院的审判监督权
审理名誉权案件也就是审查当事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就本案而言焦点在于审查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本案新闻报道的是王法官的职务行为，更明确的说是王法官代表B区法院行使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司法行为，若对此进行审查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合法，报社新闻报道不实，评论不当，判王法官胜诉；二、反之，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不合法，报社新闻报道属实，判王法官败诉。这两种情况是法院审理此案的仅有两种可能，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但不管是哪种结果，对审理法院而言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法院必须对报道的内容即王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做出判断和确认，即有没有这个司法职务行为，行为是怎么样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从而判定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从上分析可知，A区法院在自己的一件一审名誉侵权案中对B区法院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审判司法行为予以了调查、确认和判断。从审理的出发点和表面形式看A区法院行使的是对一个一审名誉侵权案的审判权，然而由于它的判决必须对另一法院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的正误做出决断，所以实质上A区法院行使的是针对其它法院司法职务行为的监督权，即审判监督权，也可称为监督司法之司法权。
（二）A区法院不能在此案中行使审判监督权
A区法院是通过行使审判监督权来查明法官名誉权案件的事实，行使审判监督权就成为审理这类案件的必要前提。但这种监督权是否可以在这样一个民事案件中行使？依法又应当怎么行使？应当由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行使？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司法之司法权绝不是可以通过一个由当事人发起的名誉侵权案可以行使的，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不能如此行使。因为审判监督权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利范畴，它指的是司法机关对司法机关自己行使的监察、督促权。这一权利行使的主体和所适用程序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依法律之规定，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院对本院的司法行为能够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行使监督权，另外上级法院还可在二审程序中对下级法院的司法行为行使监督权，纠正一审的错误。可见对法官在案件中的司法审判行为予以判断的审判监督权，不是随便哪个法院可行使的，而是依据三大诉讼法之规定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法院行使。要行使这一权利就必须满足主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法律条件，最高法院也只能如此，而A区法院是不符合行使条件的，但它却实质行使了这一权利。
（三）这样行使审判权将会产生逻辑矛盾
倘若允许象A区法院这样在法官名誉侵权案中行使实质的审判监督权，就会在逻辑上出现矛盾，并且在实际中也可能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例如若重庆市高级法院张法官对一具体案件予以判决的审判职务行为被一在全国发行的大报报道，刊称其审判违法，判决不当。张法官认为报道不实，名誉受损，遂向一侵权结果地法院四川省某县基层法院起诉，称其名誉受损要求报社赔偿。倘若这一基层法院确认张法官行使的审判职务行为不合法，判决错误，报社报道属实，不构成侵权，岂不是得出重庆高等级法院之判决被四川省一基层法院予以监督否定的结局。可见法院是无法在此类案件中行使如同普通名誉侵权案一样的审判权，并且也不应当如此行使，否则既有悖于法律又会产生审判监督权行使的误区和矛盾。
不能在法官名誉权案件中行使审判监督权审查法官职务行为，就无法查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案件也就无法审理。那么对这类案件应当怎样处理呢？笔者认为凡新闻单位报道法官职务行为所生法官名誉侵权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应受理，从法官的角度说即为法官在此中的名誉权皆不可获司法救济，并且可推而广之及于其它肩负国家职责的一切人员，如国家主席、总理、市长、区长等等。不获司法救济并不等于是说这些职务人员没有名誉权，他们有名誉权而只是在司法上无法救济，但还可通过其他渠道予以救济，如行政渠道。无法获取司法救济是因为在法律规定上出现了逻辑矛盾，但这只是原因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法律“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法益的价值取向看笔者认为也不可获司法救济，下面一点将对此方面实体内容作一定论述。
三、不获司法救济的理论依据
在法治社会中，每一个司法行为都应具备其特有的理论依据，因为只有在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司法行为才是科学的。比如笔者提出的不获司法救济的观点就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否则只会是一种主观臆断或随意猜测。
当前随着党和国家的倡导及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观念进一步发展，司法行为、行政行为等国家行为屡见报端。其中法官行为尤为是热点，法官的名誉增减亦盛，当法官自觉名誉受损时便将新闻机构诉至法院，这种案子日渐增多，有上升趋势。法官可以起诉，那么法院可否起诉呢？法院是独立的法人，也有名誉权，报道法官司法不当也就是报道了法院行为不当，法院也可起诉。照此而来，凡大小官员，不论是法官还是行政官员；凡大小机关，不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只要自觉报道其职务行为不当，皆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以求公断，届时我国之官员、机关频频坐上原告席，暂且不说这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就受诉法院而言就是一大难题。是受理还是不受理？若受理了又该怎么判？司法皆无小事，我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法制统一，法院就应在相应理论之上做出较科学的决策，哪怕决策并不完善，但较之各地自行其事或随意臆断要好得多。现据笔者所闻的新疆、山东、重庆三案皆被法院受理，新疆案已审结法官胜诉，山东、重庆案看来，要象文前所述方式审下去。而笔者的观点是对此类诉讼应不予受理，不获司法救济，理由如下：
（一）新闻自由的存在
在法官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产生的名誉侵权案中，不单只存在原告方法官名誉权，还有被告方新闻单位新闻自由权利的存在。新闻自由属于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是指公民可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它包含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之内，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社会公众、新闻工作者均享有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最终目的看不是为了表达公众的意见，而是在于对民主政治的维护，即舆论监督。民众将权力通过代议制委托与政府（政治意义上的政府，包括各种国家机关），让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然而政府是如何行使国家权力的呢？民众得知的渠道有限，一方面是政府主动宣传，自己表露，如公开颁布各种规范，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另一方面是单个的民众在与政府具体交往中获知，但这两方面的获知却不完全不充分，前者由于受托人（政府、政府官员）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决定了它的不充分或不真实，后者对民众来说知晓的数量相当有限，也不充分。然而民众是国家权力的主体，他们享有知晓权，有权全面、充分、真实知晓国家权力的运作情况。知晓权成为民众行使其它基本政治权利的前提，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内容。不知晓政府对国家权力的运作就谈不上监督权、选举权、言论自由、参政议政权利的行使。而知晓权行使的重要渠道就是新闻，新闻成了民众获知国家权力运作情况的重要途径。因此新闻单位负有满足民众知晓权的义务，进而说明新闻自由的存在与必要。从现今社会现实来看，不单公众需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国事，就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地方事务，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就为高层传送了许多地方事务。
（二）名誉权与新闻自由将会发生冲突，结果是削弱新闻自由
从上点论述可知，名誉权与新闻自由都是民众之正当权利，都应得到相应的保护。在法官或行政官员因职务行为产生的名誉权案件中当这两种权利各自自行实现时，是否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呢？试想若二者都能得以均衡充分的实现，岂不两全其美，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但在现实中，许多权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相互冲突的，最后常常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结局。笔者认为就此二权在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并且若放任两种权利自由行使与发展，最终结果将是剥弱新闻自由。
因为首先象笔者所述两种权利各自行使，新闻单位基于新闻自由充分报道法官、法院、行政官员、行政机关职务行为，大大小小官员、机关基于自身名誉权受损需保护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且不说审判结果如何，从内心而言就给新闻单位造成无形的压力，原告毕竟都是“手持”一国或一方国家权力的组织或个人，而新闻单位充其量是一个事业单位，从发展来看称为企业更为合理。新闻单位的生存与发展许多方面还要“仰仗”原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单位对此方面的报道必定会过于“慎重”，并缺乏信心，不能做到“不思量”的自如报道。心存顾虑的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看来若名誉权得以自行伸张，新闻自由就会被削弱。
其次从审判结果分析，哪一方的败诉机率高，哪一方权利就会被削弱，笔者的结论是新闻单位一方败诉的机率高一些。理由如下：决定此类名誉侵权案件审判结果对哪方有利的关键点有二，一为报道是否属实，二为评伦是否恰当。然而基于新闻自由所做出的此方面职务报道的特性决定了新闻单位极易被判定为报道不实或评伦不当。因为从第一点报道是否属实来看，一般的报道比较容易做到属实，如市井话题，被报道者大多愿意接受采访，新闻单位只要全面地、真实地报道就能做到属实的要求。而报道职务行为却不同，如果在报道中新闻单位只是被动采访，报道那些法官、行政官员愿意被报道的内容，如报“喜”不报“忧”或尽用美懿之词歌功颂德，那这种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也形不成舆论监督，当然这肯定不会侵犯谁的名誉。新闻自由之上的报道应是全面的、充分的，而不管法官、行政官员愿意与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知晓的需要，才能让公众全面了解国家职权的行使状况。但这就给新闻单位出了难题，要掌握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就不那么容易，这不同报道市井消息，法官、行政官员、政府不愿被报道，就不会主动、全面、真实提供资料，如行为背景、谁是参与决策的人员、他们考虑的因素、操作的细节等等，有的甚至还会主动出击阻碍新闻单位采访。新闻单位要充分报道就只好从“旁门左道”获取资料，用尽各种办法去收集，但这样就会影响报道的属实程度，进而降低了胜诉机率。第二点评论是否恰当可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从评判的主体看更乐于接受原告方的观点。评判的主体是法官、法院，他们与原告方同是国家官员、国家机关，他们之间在理念上的影响远大于新闻界的影响，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之新闻界更紧密，当原告方的官员们与被告方的新闻单位各抒己见时，评判的法官一般首先考虑原告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胜诉的机率就会高于被告。第二方面从评判的标准看标准呈现不易确定的特性。首先司法行为并非一经做出即确定了它的效力，它还可以经过二审、再审、再次再审予以改变，极不稳定，这就给评判带来难度，并且即使经过再审最终确定了结果，这也只是司法程序上的“正确”结果，并不能否定对它的继续争论，专家、学者们仍可以对再审结果
提出异议，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此时判断评论是否恰当的标准就不再局限于再审结论，裁量权就落在评判法官手中，由法官去评判。而既然专家都有争论，法官在此并不比专家高明，要确定标准就极为不易。其次对行政行为的评判标准更难于确定，行政行为中有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或行政复议程序再次对行为进行评判，但这与司法行为一样也不能否定新闻界或专家、学者对它的继续争论。而大量的行政行为是根本就没有设置再次评判程序，一经做出就产生效力，如抽象行政行为、政府决策行为等等，还有一些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行为，如重庆直辖、三峡工程或某地设立经济开发区等等，它们不是一时能评判的，只有由实践来检验，新闻单位如果对这些做出评论，而后让法官来确定一个标准评判评论是否恰当，难度可想而知。在标准不易确定的情况下，依照上述第一方面因素分析推导将对原告方有利，对被告方不利，增加了被告败诉的机率。
(三)两种利益之间的抉择
两种利益在各自实现中产生了冲突，而且不可能“两全其美”地解决，那么就要求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一方面是新闻自由，一方面是官员的名誉权，两者都是包含于宪法内的基本权利。若作横向比较谈不上谁比谁重要，都为人们所需要，但是若置于特定条件下，特别是两种利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就必须比较进而抉择其中之一。如淡水和石油被人们所需要，但在少水多油的沙漠化国家淡水就更为珍贵，人们为了生存就会舍油取水。看来抉择的标准就是看在某种条件下哪方的利益更重要更符合立法者的价值取向。
笔者对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利益比较后立场是倾向于保护新闻自由，对凡因职务行为相关内容被报道提起名誉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予受理。理由是：一、公众的利益较之于个人利益更重要。名誉权主体是法官、行政官员，利益只指向他们单个主体，而不涉及其他人；新闻自由却不同，行使的主体虽然只是新闻单位、新闻工作者或公民个人，但其中涉及的是更为重要的第三方利益，即视听公众的利益，他们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这一利益主体数量巨大，涵盖整个社会，这是法官、行政官员所无法比拟的。二、政治利益较之民事利益重要。名誉权只是一项民事利益，而新闻自由是一项政治利益，新闻自由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而存在，它是舆论监督的基础，没有新闻自由就不能形成舆论监督，没有舆论监督的政府就会非良性运转，这将不利于广大公众的利益，因而在此只能维护新闻自由。对法官、行政官员来说，名誉权仍是存在的，只是无法提供救济而已，他们必须在自己名誉权益上做出让步，这是承担国家公职所带来的责任。
四、准确划分不获司法救济的范围
被报道的官员们不能获取司法救济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名誉权，而是由于他们职务的特殊性所致，他们在担任国家职务的同时为了公众的利益对自己与职务相关的部分名誉作了一定的放弃，但这并非是无限度的放弃。首先他们对自己完全不涉及职务的私人方面名誉仍可获完全的司法救济，如个人生活、个人经历、个人作风、个人素质、个人行为等等方面的名誉均可获司法救济；其次并非只要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提起的名誉诉讼皆不获司法救济，这也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起诉才属不予受理的范围，其余皆应受理。笔者认为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报道应仅仅局限于职务行为要素之内，即做出行为主体、时间、地点、对象、行为内容等等，如报道某某法官在某时某地对什么案件做出怎样的判决即可；二、评论应仅仅围绕职务行为进行，不能含有个人因素的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判决严重违法是由于其法律理论相当欠缺所致，该法官就可针对“法律理论相当欠缺”的个人因素评论予以起诉；三、报道中不能含有不属职务行为而属个人行为的报道或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因接受原告的贿赂而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法官接受贿赂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却不属职务行为本身而属个人行为，若对此进行了报道法院就应受理法官针对此部分提起的名誉权诉讼，对其余报道职务行为涉及的名誉权争议仍不予受理；四、报道中不能含有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属个人自有因素（如个人动机、个人习惯、个人经历等等）的报道或评论。公务活动总是要由具体的个人来开展，因而个人在行为中带有自己的个人色彩是不可避免，它虽是影响职务行为的因素之一但这一部分毕竟来源个人自身，应当予以救济。例如某法官对一个财产案件的判决极大倾斜于未成年人的原告方，某新闻单位报道称这可能与该法官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经历有关，是否在单亲家庭长大是法官的个人经历，这一点是否是判决的动机也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若新闻单位对此报道或评论就要承担被诉的风险，判案法官对此起诉法院也应当受理。
五、从行政监管新闻单位的角度对法官名誉权予以救济
新闻单位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被定义为事业单位，因而他们应当与营利动机相距较远，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新闻单位却并非如此，刊物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导致的广告收益早已成为他们甚为关心的问题。开展有效的新闻工作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笔者认为对经济利益的关心也无可厚非，单靠少量财政拨付是难以支撑奏效的舆论监督的，并且这也不能与那些“无冕之王”按劳分配的报酬机制适宜。然而过分关心自己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以营利企业的运作方式运转都定会引来负面效应，我国现尚无相关的具体财经制度对“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单位（医院、学校、证券登记公司等等）予以约束，因而他们在“趋利避害”的本性影响下定会越走越“远”，新闻单位也难逃此“症”。新闻单位在履行新闻职责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一些非经济的目的就不一定会遵循真实报道、恰当评论的原则，新闻自由权利就会被滥用，而权利都是应当有边际的，在法治社会不应当存在不受约束与监督的权利。职务行为被不实报道或不当评论时，依据本文的观点职务人员无法提起诉讼，就失去了一个约束与监督的渠道，但新闻单位的不当行为责任定不能免除，笔者认为可采用行政手段予以监管。监督的实体依据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和新闻出版署制定的规章，依据这些规定，报道不正确应当承担在最近期刊相应版面作更正报道和视情节接受行政处罚的责任。笔者认为被报道的法官等职务人员因为失去了起诉的机会，就应当专门为之建立职务方面报道的行政投诉机制，对投诉受理的主体、处理的程序、处理的期限等等做出详尽的规定，让新闻单位能够及时做出更正报道，让视听公众能及时知晓，从而恢复法官等职务人员的名誉，进而对法官名誉权予以了救济。

谢 侃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