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常州市市区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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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政府


鸡西市人民政府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鸡政发〔2009〕 9号


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三月十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残疾人评残发证管理工作，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



第三条 残疾人证由中国残联统一制发，套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章。视力残疾人证采用红色磨砂人造革皮面，其他类别残疾人证采用绿色磨砂人造革皮面。



第四条 残疾人证号以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和残疾类别、残疾等级代码为基础，实行全国统一编码，编码格式一律实行20位编码，由18位公民身份证号加1位残疾类别代码和1位残疾等级代码组成。



第五条 凡具有我市户籍，符合国务院规定残疾标准的残疾人，均可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凭证享受相关政策和待遇。



第六条 本市残疾人评残发证坚持申领自愿、属地管理的原则，实行市、县（市）区两级管理，市级发放制度。



第七条 市级残联负责审核所属县（市）、区残联的报送证件、残疾评定程序、结果等，承担批准职责，负责本级档案管理，检查监督所属县（市）、区残联办证工作，鸡西市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负责全市残疾人评残发证工作，组织实施本细则。



第二章证件申请



第八条 申请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以下简称“残疾人证”）的申请人，均需持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向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残联提出办证申请，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未成年残疾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智力残疾人申请残疾人证，可由其监护人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向所在地县（市）、区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第九条 县（市）、区残联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初审，对申请表、身份证、户口簿进行核对，对于填写虚假信息者，不予受理。对于初审合格者，由县（市）、区残联统一拍照防伪相片，并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以下简称“评定表”）。



第十条 县（市）、区残联依据残疾标准，对于残疾特征明显，易于认定残疾类别、等级者，可以直接填写评定表，并在评定表中明确记录残疾特征和直观评价，同时应当有同级残联理事长在内的2人以上联合评定、签字。对于难以直观评定残疾类别、等级者，应当经指定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进行专业鉴定。



第十一条 县（市）、区残联负责指定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为评残定点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进行残疾类别和等级评定。



第十二条 评残鉴定完成后，申请人应当将申请表和评定表一并送交所在地县（市）、区残联。县（市）、区残联对残疾评定结果进行初审，对于残疾评定结果不符合残疾标准者予以退回；对于初审合格者，县（市）、区残联要及时将残疾人证申请人的信息资料报市残联并录入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市残联进行复审，符合规定者，县（市）、区残联打印残疾人证，并经县（市）、区残联理事长签字，在填发机关栏盖章，连同所有资料报市残联审批。残疾人证残疾等级登记使用繁体大写汉字（壹、贰、叁、肆），其他数字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第三章残疾鉴定



第十三条 残疾鉴定应当严格执行国务院规定的标准，不得放宽标准和简化检查方法。多重残疾的鉴定，应当以残疾程度较重、直接影响残疾人行动的残疾进行类别鉴定和定级。



第十四条 鉴定医师应当填写评定表。对经鉴定符合评残标准的，应当如实填写残疾类别及等级。经鉴定不符合评残标准的，鉴定医师应当写明结论。评定表必须有鉴定医师签字和鉴定医院公章，未加盖相关印章的评残鉴定无效。



第十五条 医院残疾鉴定费及照片等费用，原则上由申请人个人自理。各级残联在办理残疾人证件时，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向残疾人收取费用。



第十六条 申请人对评残鉴定或审核结论不服的，可向县（市）、区评残鉴定委员会申诉。对县（市）、区残疾评定委员会结论不服的，可向市评残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诉。



评残鉴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县（市）区残联。



第四章证件发放及管理



第十七条 市残联根据残疾标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对县（市）、区报送的申请人办证申请、残疾评定结果等材料及县（市）、区残联的受理程序、初审意见进行审核。对于符合规定者，予以批准。在批准机关栏内加盖公章，在持证人像上加盖钢印，留存相关资料。并在15个工作日内对县（市）、区残联上报材料进行审查、下发证件至县（市）、区残联，县（市）、区残联应在15日内送交申请人。



经审查不符合颁证标准的，县（市）、区残联初审意见错误或不明确及其他不符合规定者，予以退回，不予批准。



第十八条 残疾人证遗失的，应及时报告户口所在地县（市）、区级残联，声明作废后可申请补发，由本人或监护人向所在县（市）、区残联提出书面补办申请，经发证机构审查后，办理补发手续。补发残疾人证编号在原20位编号后加印“B ”，第二次遗失补发加印“B2 ”，以此类推。同时，遗失的残疾人证在残疾人人口数据库中标明作废。



第十九条 残疾人户口迁移，需到原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残联凭公安机关出具的户口迁移证明开具残疾人证迁移证明。残疾人凭原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残联转出的残疾人证申请表、评定表等档案材料和出具的残疾人证迁移证明，到新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登记入档。新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残联在残疾人证备注栏中注明迁移日期并加盖公章，留存转来的材料档案，并将复印件上报市级残联归档。



第二十条 残疾人已经康复脱残或残疾人死亡的，县（市）、区残联应及时收回残疾人证并作废。残疾人康复脱残以评残定点医院残疾评定结果为准。



第二十一条 残疾人证件污、损影响正常使用的，可以将污、损残疾人证交回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残联作废并免费换领。换领的残疾人证与原残疾人证信息一致。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残联应当建立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加强对残疾人证的管理发放工作，不得向非残疾人以及虽有身体缺陷但达不到规定标准的申请人发放残疾人证。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出租、涂改以及转借残疾人证。



第五章罚则



第二十四条 因伪造、借用、出租、涂改残疾人证造成一定后果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 不符合国务院残疾评定标准的申请人纠缠不休、无理取闹、影响正常工作秩序和公共场所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六条 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七条 违反细则规定，评残定点医院、鉴定医师在评残鉴定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不执行评残标准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第二十八条 各级残联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弄虚作假，刁难残疾人或者向非残疾人发放残疾人证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并追究相关领导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如与法律和上级规定相抵触，按法律和上级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细则由市残联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自2009年4月20日起施行。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初探

熊晓峰

2003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取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生效。《救助办法》的制定是一个进步，使一些确因生活困难而流浪的乞讨人员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因种种原因，在执行中却遭遇了一系列难题。一些大中城市繁华路段的流浪乞讨人员数量大增，与现代化大城市发展不相适应，影响城市形象，影响市容，又严重危害城市社会治安秩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为了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有必要对城市日益增多的乞丐进行管理和控制。问题是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究竟该怎么进行管理？对于拒绝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目前管理中缺乏法律依据和执法手段，成为一个新的管理盲区，如何对流浪乞讨者进行管理，这已成为全国各城市的一大难题，亟待从政策上、法律上和管理上加以解决。
我们看到，从去年１２月份开始，全国很多地方相继设了“禁讨区”，合肥市等地还通过报纸发表《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劝导市民不要直接向乞讨者施舍。在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限制乞讨的规定措施后，对于乞讨是否一种权利、限制乞讨是否侵犯人权议论纷纷，对于流浪、乞讨是否属于人权，是否只有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才属于人权，宪法未规定的不属于人权等等展开了讨论，这些问题已超越了单纯的法律层面，不是本文所能探讨的。但对于流浪、乞讨是否属于一种权利，实质上已不是一个问题。国务院颁布的《救助办法》明确了对于此类人员是自愿救助，虽没有在文字上明确地指出来，但其所隐含的意义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流浪、乞讨不是犯罪、流浪乞讨行为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既然法律法规不禁止，实际上就是默认了此类行为的存在的合法性。
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实现小政府、大社会，通俗地说就是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所谓该不该由政府管，也就是脱离了政府的监管是否还能自行正常运转。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认识到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不宜过多地介入，而实际中对于社会事务总还认为离了自己不行，热衷于设立各种各样的机构、办公室加强管理，实践证明，机构的增加、人员的膨胀并不带来所预期的理想效果，甚至起了反作用，就拿收容遣送办法来说，本来是针对盲流的，在实践过程中却逐渐异变，甚至成了创收的工具与手段，直至产生了孙志刚事件。我们返过头来再说，即便以收容遣送办法这样简便的程序、严厉的手段都没有杜绝流浪、乞讨现象，反倒愈演愈烈，现在我们又怎么能期望在所划定的区域内能杜绝流浪、乞讨行为呢？从广州等地的实施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这些人或者跟你打游击，你来我走、你走我来，你总不能每天24小时都蹲在这里吧，或者干脆就不理踩你，你又能奈我何，反正你又还能强制把我拖走，也难怪会有人提议要恢复强制手段了。现在的职业乞讨人员，肯定不是“生活无着”的，他们当然不会“自愿地”接受“救助管理”，因为这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而需要救助的，要不就是并不承认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要不就是救助管理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反而使他们受到束缚。还有一部分人，譬如走失的精神病人、痴呆老人，以及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都是没有行为能力或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他们又怎能“自愿地”接受救助呢？所以，呼吁市民不要施舍是不解决问题的。同样，这些地方出台的限乞规定可能会同禁放鞭炮的规定一样最终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对于这个人群的救助是当务之急，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就是这样一个转变的开始。它是一个更加有人文关怀的制度。它意味着对于流浪乞讨、无业人员不再以清理为目标，而是以救助为原则。对于目前出现的问题，也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城市管理必须以人性化管理、以尊重人权为基础的时候，如何才能更有效地维护社会治安。城市管理与被管理者始终是一对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首要的是要依法进行管理，重要的是要体现人文关怀、文明形象。国家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由原来的遣送改为救助，这一改变不仅体现了人文关怀、社会进步和法制的完善，而且也体现了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人格尊重。
转变城市管理观念，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这部分人群的存在。首先要解决的是出于形象考虑还是基于人道主义。我们不能认为，城市中出现乞丐，出现外来的无业人员，就一定要清理收容，以维护城市秩序。这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办法，解决的也只是表面问题。
转变城市管理观念的根本一点就是以人为本，在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城市管理的同时充分显示对人的尊重。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合理”引发了无数的证明与反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虽不能认定凡是存在的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至少说明了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里，都存在着乞讨的现象。甚至在美国等一些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度里，也存在一个文化乞丐沿街乞讨的现象。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而千百年来的乞丐文化也同样源远流长，民间对于乞讨现象大多数还是能够接受的。流浪、乞讨的历史非常漫长，要考证其起源几乎不可能，“嗟来之食”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春秋战国之时这种现象已较常见。流浪乞讨虽然始终是一种边缘行为，但没有哪个社会明确宣布其为非法；在社会危机时期，比如大灾之年，它更是正常社会体制的必要补充，中国古代正史中就多有“流民就食”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流浪、乞讨人员的大量聚集常常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历朝历代都较重视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但官府不直接出面，通过非官方渠道进行管理，我们在《三言两拍》中常见的团头即是乞丐头，他要向官府负责，担负起管理乞丐的职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行使民间组织的自治职能。新中国建立以后，流浪乞讨和卖淫嫖娼之类“丑恶的社会现象”一起被消灭，“收容遣送”应运而生，“收容遣送”形成于计划经济年代，那时候，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把你拧在哪里是不准随便挪动的。但即便在严格限制人员流动的年代，也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流浪、乞讨人员从未真正杜绝过，还有的基层组织出具介绍信为外出流浪、乞讨提供证明。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对人口的流动迁徙逐渐开禁以后，这项制度就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普遍推行了“大包干”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了身份证制度，废除了商品粮制度，阻止农民流动迁徙的制度性障碍已经越来越弱。如果说在城里还有许多使他们难以安身立命的条条框框，但在农村已经没有任何阻止他们外出的有组织的力量。《收容遣送办法》是1982年基于当时的国情而制定的，主要内容是对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强制性的收容遣送。这项制度在保护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权益方面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收容遣送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已不适应实际的需要，再加上一些地方违规操作，将适用对象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扩大到“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收容遣送制度已经蜕变成一项无效的制度。在民政部门内部一直流传着这样的笑话：执行遣送任务的人还没有回来，被遣送的人倒先回来了——前者坐火车，后者坐飞机。现在废除这项制度，正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做法，符合我国现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国情，是法制上的进步。
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很复杂，应该区别对待，对于那些真正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政府给予帮助、关爱是必须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心与爱护。只要不扰乱别人的生活，合法的乞讨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背景下，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而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人只能依靠乞讨谋生。我们必须尊重并保障他们乞讨的权利。乞讨者中有文明的和不文明的，我们抨击的是一些不文明的乞讨者，相当多的人之所以对乞讨现象反感，并不是因为乞讨行为本身，而是由于种种不当甚至违法乞讨现象的存在。设立禁讨区的一刀切做法虽然在禁讨区内对这些现象可能会起到遏制作用，但同时却也侵犯了那些文明乞讨者的正当权利。
但是，城市中，有些所谓的流浪乞讨人员并不是真正的流浪乞儿，明明有生活能力，不自食其力，如果给了他们方便、照顾，会不会养成他们的依赖思想，因而不思进取，造成社会的不良风气？我们可以看看国际经验。譬如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大批的农民沦为“流浪汉”，英国政府把他们关进“习艺所”，在酷刑威逼下进行强迫劳动。这种政策受到了人权卫士们的强烈批评，这导致了以后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逐渐减退的“济贫法”和“新济贫法”的相继出台，最终在上个世纪中期演变为以人权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但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不养懒汉”的基本价值判断是不变的。在当代失业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的限制条件在一些方面可能更严于中国的低保制度。
救助站的目标本来就应该是救急不救穷的，国外称之为“中途宿舍”。因此，救助站不能将“乞讨者”养起来，哪怕他们怎么“自愿”也不行。但是，把他们“遣送”（或“护送”、“劝说”等等）回家也是无效的，因为没有任何人或者社会组织能够限制他们的再次出外乞讨。再者，“收容”起来强迫劳动更不可行，这恐怕会造成新的“孙志刚事件”。救助制度本身有一定的短处：它规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１０天，同时规定将流浪乞讨人员送回原籍。这原本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具体到流浪乞食者的情况，这样的规定却显得无力。因为它无法解决流浪乞讨群体长期的困顿，对于原本就是在老家呆不下去了的他们而言，送其回原籍只能是一次毫无现实意义的“旅行”。而另一方面，一个充分全面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尚未成型。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给予是一种最直接、成本也最低的施助方式。应该看到，那些真正的乞丐能放下尊严前来进行乞讨，一是因为穷困或碰到了灾难，二是从侧面反映出了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一个状况。在他们不强行索取，影响交通、影响路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他们的乞讨行为应视为他的基本权利，也就是他有乞讨的权利。
对于流浪、乞讨人员主要来源的农村来说，缺的是使农民在遭遇任何社会经济风险时都能有最起码的生存保障的国家承诺，也就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除了那些实际上是靠“诈骗”在攫取城里人财物的职业乞丐以外，真正生活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残疾人就不会再与他们混在一起。从国外（境外）——譬如英国、加拿大、日本、香港等等——传递回来的相关信息表明，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乃是使乞讨现象大幅度减少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目前还做不到，但是，香港的例子告诉我们，他们类似于我们的低保制度的“综援”制度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目前而言，我们首先要坚决依法查处强讨恶要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依法坚决查处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各种违法行为，特别是对在公共场所或交通工具上强讨恶要、纠缠行人的，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对组织、指使、教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或者残疾人实施强讨恶要等行为的，予以从重处罚；严厉打击以乞讨为掩护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对纠集乞讨人员在公共场所实施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的犯罪团伙，坚持露头就打，重点打击组织策划者和犯罪团伙骨干，严防其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
其次，对于拐卖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拐骗、租借儿童，压榨少年儿童乞讨牟利的；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者组织、参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乞讨团伙等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再次，医疗单位对送来救治的属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和传染病人的流浪乞讨人员，在其病情基本稳定后，应告知或护送其前往本市民政部门救助机构求助。民政部门对属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等情况的流浪乞讨人员，应积极查找并通知其亲属、所在单位接回。对无法找到其亲属、所在单位或其亲属、所在单位拒不接回的，应通知其户籍或住所所在地民政部门接回。须跨省接领的，应向省民政部门报告，由省民政部门按规定办理。
最后，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未满16周岁的流浪乞讨人员，直接送民政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或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收容抚养。对智障人员和无危害社会治安行为且非患危重疾病的精神病人，一律送救护站。对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的精神病人，直接送至定点医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