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条例(已废止)

上一篇: 武汉市企业闲置设备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下一篇: 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长春市企业产品标准管理办法》的决定

刑讯逼供预防——功能缺失的替代

孔一


研究中的刑讯逼供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如殴打）或变相肉刑（如冻饿），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则不一定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犯罪是指有责（cupability）的人或人的集群实施的具有一定强度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刑讯供逼发端于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各国相继废除刑讯供逼。 18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酷刑。有关资料表明：及至20世纪的今天，刑讯逼供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世界各国。我国每年因刑讯逼供立案查处的案件在400起左右。 而我国刑法已经对刑讯逼供犯罪的处罚做了相当严厉的规定，我国政府已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98年10月5日又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宣言》上签了字。为什么会有这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这是本调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主要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研究中设计了性别，年龄，参加公安工作的时间，审讯嫌疑人的数量，参加公安工作前的职业背景等5个自变量；对刑讯逼供、律师提前介入的评价，所在地区的刑事案件破案率与不采用刑讯逼供条件下的刑事案件破案率，刑讯逼供取向，易被刑讯的嫌疑人类型（该变量又划分为身份，地区，犯罪类型，审讯中的态度4个次级变量），办案中刑讯逼供的频度，刑讯逼供原因的归咎等6个因变量。刑讯逼供犯罪在我国历来被归类于职务犯罪，以前的研究侧重于“职务"而有意无意的与一般类型犯罪相区别。这就使得这些研究没有能利用犯罪学已有的成熟的理论、方法去研究刑讯逼供。笔者则把刑讯逼供看作一般类型的犯罪并与其他犯罪做了比较研究，较多地从社会因素、个体心理因素做了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偶遇问卷调查（笔者亲自到干警宿舍发放问卷）和个别访谈的调查方式。调查以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进修专科学历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刑警队、派出所）公安干警为对象（其中近二分之一是全国公安战线的“英模”）。问卷调查实施过程中即对部分干警就刑讯逼供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对象中女性占8.20%；参加公安工作时间4年以上的占86.35%；审讯嫌疑人100人以上的占77.77%。问卷除21份由笔者的同学实施调查外其余50份均由笔者亲自调查。剔除无效问卷10份（题目要求单选而多选的、问卷中有答案自相矛盾的、未全部填答的）最后回收有效问卷61份。对以上资料作一般统计外，还对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专业化程度，职业背景与刑讯逼供取向分别做了x2检定（a均取0.05）检验。
文献综述
一、法律文件
罗马帝国《加洛林纳法典》第31条规定“假如某人被怀疑对他人有损害行为，而嫌疑犯被觉在被害人面前躲躲闪闪，形迹可疑，同时嫌疑犯又是可能犯这类罪的人，那么这就是可以使用刑讯的证据”。 《唐律疏仪.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词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 《世界人权宣言》（1948.12.10）前言宣示：“人类一家，对于人人固有尊严及其平等不移权利之承认确系世界自由、正义、和和平之基础”，第5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使以残忍、不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处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宣言》（1996.12.9）第七条亦有类似规定。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12.10)则是国际法关于刑讯逼供的专门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二百三十二条 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学者著述
“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汉书·路温舒传》）。“榜掠千金，不胜痛，自诬服”。（《史记·李斯列传》）是中国古代学者对刑讯逼供的置疑与讽刺。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C.R 贝卡利亚（1758-1794）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刑讯逼供这种“合法的暴行”是强权的反映，“它只能使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其根源在于：1.“与该国受到尊重的公共观念具有某些联系”。2.“一些法庭把犯人的交代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施耐德（1928- ）称刑讯是“当权者的政治犯罪”。刑讯逼供的原因是1.专制政府制度下人们认为刑讯是维护国家和公益所必要的。2.权威的命令。 我国学者则大多认为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有审讯者个人素质底，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民主法制不健全，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等。
调查结果
一、刑讯逼供的现状
问卷调查显示：47.54%的调查对象对嫌疑人有过很多次或多次“粗暴行为”，只有11.4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有过”。当问及“如果已知某人确实实施了强奸，而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犯罪。您作为审讯员会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还是放弃审讯”，有83.61%的调查对象选择“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很讲道德的社会，强奸历来被认为是严重悖德的行为，如果题目改用其他犯罪（如盗窃），选择放弃审讯的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有75.41%的被调查者认为“全国有80%的刑警从不打人，但破案率很高”这一说法不可信或非常不可信，认为可信或非常可信的仅占9.84%。
二、刑讯逼供的特点
（一）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性别特征
问卷统计的x2 检定表明性别与刑讯逼供取向不相关（x2 0.05（1）=3.841＞ x2=0.408）这就是说，增加女性审讯员的数量并不能改变刑讯逼供的状况。
（二）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文化程度特征
问卷统计的Ｘ2检定表明调查对象的刑讯逼供取向与文化程度不相关（x2 0.05（2）=5.991＞x2=3.121）。因此，刑讯逼供者在文化程度上无特征。
（三）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职业背景特征
问卷统计的x2检定表明，调查对象的刑讯逼供取向与职业背景（毕业分配，社会报考，部队转业，其它部门调入）不相关（x2 0.05（3）=7.815＞x2=2.002）。与专业化程度（警校，高中）也不相关（x2 0.05（1）=3.841＞x2=3.773）。
分析与讨论
问卷调查显示对刑讯逼供归因按重要度有如下排序：1、部分干警知识能力有限（占25.41%），2、警力少，案件多，但又须及时结案（占19.13%），3、由于经济等条件的限制缺乏可采的有效技术方法 （占17.76%）4、刑事司法制度自身的局限（占13.93%），5、警察工作超负荷，心理压力大，精神紧张（占9.56%），6、部分嫌疑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占7.65%），7、其它（占6.56%）如历史原因，领导怂恿等。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的原因相当复杂，但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社会原因
问卷统计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容易挨打者：外地人占68.09%，身份不明者占25.53%,当地人仅占6.38%。地域相距越大，地缘越弱，与审讯者的关系越弱，用于与审讯者对抗的资源也更难获取，对审讯者来说打外地人比打当地人更为安全，有利；盗窃嫌疑人比例高达35.29%占第一位。这与实践中70%以上的案件是盗窃犯罪有关，也与盗窃犯罪人绝大多数为劣势群体有关。嫌疑人因为在审讯中对审讯者蛮横无礼而易于挨打者占38.64%，与不讲实话的共居第一位。审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口供，而嫌疑人与对审讯者蛮横无礼与审讯目的并不直接背反，这就是说，38.64%的人并不完全是因为口供的原故而被刑讯。他们挨打的原因很可能是“态度不好”。易被刑讯逼供者中农民和无业者占95.35%，（见表4-12）远高于一般类
易被刑讯逼供者与一般类型犯罪被害人的职业比较 表4-12 （%）
农民 工人 工职人员 学生 无业 商人 合计
易被刑讯逼者①一般犯罪类型②被害人 53.9430.30 0 27.9 0 11.6 0 8.1 41.85.50 4.657.40 100 90.8*
资料来源：①问卷统计 ②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原资料不详 。
型犯罪被害人中农民和无业者的比例（35.80%）。我国社会的经济，权力 ，赞誉三类工具性资源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且社会流动性较小，这就决定了较高的社会不平等程度。 深层敌意 则根植于现行的社会结构，根植于连结人的多元的不平等关系之中，这种敌意的极端表达形式即是犯罪劣势群体往往以传统犯罪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现行规范，秩序和优势群体的敌意。他们在审讯中对代表和维护现行制度的优势群体有着最深的敌意，加之对审讯目的的否定，使他们对审讯者有一种天然的反感 。审讯者则是得益于现行制度的优势群体，他们对传统犯罪嫌疑人也有着同样的感情，这就使双方从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刑讯逼供正是这种敌对状态的一种反应。相对优势群体（如警察）利用权力这--工具性资源，对权力、金钱、道德、知识都匮乏的绝对劣势群体（如农民）施加了强力。绝劣势群体因为缺少进入社会阶梯的资源而犯罪，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一方面，没有可能在很讲人情但阶层观念很盛的中国社会去结交警察，另一方面，也不足使审讯者由于畏惧将来的威胁而退缩。多元不平等导致劣势群体选择犯罪，而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鉴，他们连道德这唯一的资源也丧失了。刑讯逼供即是给嫌疑人贴上罪犯标鉴之后，对一无所有者的暴虐。
二、 经济原因
（一）刑讯逼供犯罪收益高
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事件都可以用“利益”来解释。刑讯逼供更是审讯者利益权衡的结果。问卷统计表明：刑事案件平均破案率为52.21%，若不采用刑讯逼供手段破案率则下降到37.13%，下降15.08%（占总破案率的28.88%）。可见刑讯逼供的确是“破案的有效手段”，这也正是其存在的客观依据。破案率是衡量一个警察部门、一个警察工作的重要标准。对刑警而言，某种情况下，这成了唯一的标准。在没有更为便捷有效的侦讯方法的前提下，警察会冒险采用非法但有效的方法--刑讯逼供。这虽然冒险，但并不危险，因为（１）针对的是劣势群体，他们缺乏与之对抗的有效的工具性资源。（２）缺乏有威胁的审讯监督。在实践中，律师“提前”介入阻力重重，问卷调查也显示有54.10%的被调查者认为“律师提前介入不适合中国国情”。（３）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安全”目的和线性结构决定了公、检、法在整体目标和利益上是一致的。要想让检察官，法官去追诉警察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难以做到的。
（４）“刑讯逼供是为惩罚犯罪，为了国家和公益”这不仅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默认，也被部分群众所认同。这是刑讯逼供者在“道义上的胜利”。这使得刑讯逼供犯罪难以发现和追诉，刑讯逼供犯罪人难以得到应有惩罚。可见，刑讯逼供是一种高收入低风险的犯罪 ，在利益驱动下，许多人采用了它。
（二）经济条件的限制增加了刑讯逼供的选择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侦察破案就是收集证据，嫌疑人供述是证据的一种，也是获取其它证据的重要线索，因此，在侦察阶段口供往往比其它证据更为重要。正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说：“如果不要口供能破案，还有谁愿意打人。”经济实力薄弱使一些警察部门无力拥有如唇纹、声纹、ＤＮＡ物证检验技术、设备和人才。这就使一些可以采用的，甚至相当有力的证据难以采用。在团伙犯罪中，来自不同案犯的各种证据构成强有力的证据群。一旦有的案犯潜逃，案件侦察难度会大为增加。公安机关因为办案经费少，案件多，警力不足往往无力去异地抓捕。一个基本事实：警察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刑警平均每天工作１０小时以上），心理压力大。他们没有可能在每个嫌疑人身上耗费很多的时间，并且缺乏更为有效的审讯技术。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审讯技术研究应用滞后，另一方面警察在岗业务培训机会很少。这与警力不足直接相关，警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经济投入少。
三、法律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是“安全”，“它是为我国社会认同，在立法中预先设定，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满足的特定利益”，“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这一目的实现的必然途径是扩张国家权力限制个体权利。涉讼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始终处于被怀疑、被否定、被限制的弱势地位， 而司法机关则有很大的自由和权利。刑讯逼供正是实现安全目的的极端表现，实质上是侦讯人员对嫌疑人做“有罪推定”并施加了刑罚，但处罚的主体是非法的--僭越了法官的权利，处罚的方式也是非法的--肉刑。现代国家安全目的所决定的诉讼结构一般是以线性结构为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这在我国尤为典型。这种结构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司法一体化”“侦、诉、审三机关虽然职能不同，但目标一致彼此合作甚至合为一体”。 具体表现为“警检关系密切化”，“诉、审关系接近化"。 在这个意义上追诉刑讯逼供犯罪实际上是自我追诉。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犯罪做了相当严厉的规定，但司法并未严格依法，这不仅使刑讯逼供者侥幸心理强化，也使有意控告刑讯逼供犯罪的受害人望而却步。
证据调查立法的历史沿革如图所示：神示裁断法→审讯问案法→勘验鉴定→察访询问法→人身识别法。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客观性证据的证明力己经远远超过主观性证据。嫌疑人陈述的一个方面就是自证其罪，而作为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证据”是大可怀疑的。在我国，不仅警察，甚至法官对有罪的供述都有天然的信赖感，由“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的使用频率可见一斑。这就人为的赋予了口供不应有的证明力，使其重要性达到不恰当的程度。
四、历史原因
历史不只存在于过去它还存在于现在和将来。
儒家文化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推崇“以礼治国”，而礼最本质的精神在于“别异”。所谓“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也！”“上下有义，贵贱有分，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径也”。“礼”实质上就是各种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名行其所当行之事，不愈其矩。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道德化的，法律是推行“礼”的一种手段。这使中国社会的等级化被制度化，形成了费孝通先生讲的 “差序格局”。 其中最主要
的有三个等级模型（见图4-11-13）

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一个或多个等级模型之中，一个模型中的优势地位在另一个模型中可能就变为劣势。所以，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平等是民主、自由、尊严的基础。这就是中国社会缺乏民主、自由精神和尊严观念的根本原因。刑讯逼供正是优势群体对劣势群体权利、尊严的公然侵犯。
古代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权力是社会场的中心，权力是靠强力获得和维系的。权力的运作实际上是一场施虐与受虐的“虐恋”游戏。 （见图4-14）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2012年3月28日青海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饮用水水源是指用于城乡集中式供水的江河、湖泊、水库、地下水井等地表、地下水源。集中式供水是指以公共供水系统向城乡居民提供生活饮用水的供水方式。
第三条 饮用水水源保护应当遵循科学规划、保护优先、综合治理、强化监管、确保安全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饮用水水源保护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合理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促进经济建设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协调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饮用水水源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制度，加大对饮用水水源保护的投入，确保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不受污染和破坏。
第六条 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实行考核评价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的水质、水量安全负责。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作为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环境保护和监督管理目标考核评价内容。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农牧、卫生、林业、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环境保护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的宣传教育。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的公益宣传。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饮用水水源，有权对污染和破坏饮用水水源的行为进行检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


第十一条 本省实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指为了保护集中供水的地表、地下水源安全而划定的加以特殊保护、防止污染和破坏的水域及相关陆域。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以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区域作为准保护区。
第十二条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和调整，由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提出划定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跨市、县行政区域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调整，由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协商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协商不成的，由省环境保护部门会同省水行政、国土资源、卫生、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由省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告。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饮用水水源规模、水功能区划等要求，按照国家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方法。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水质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
第十四条 市、县人民政府根据饮用水水源开采年限、水质状况或者因供水规划、保护方案重新调整，可以提出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的方案，调整方案应当按照程序报批。
第十五条 因划定或者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补偿。涉及征收土地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优先安排易地安置用地。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在显著位置设立警示标志。在一级保护区边界设置围栏或围墙等防护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破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

第三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专项规划和供水规划，会同环境保护等相关部门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实施方案。
第十八条 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新建、扩建严重污染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建设项目；
（二）设置存放可溶性剧毒废渣等污染物的场所；
（三）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的矿产勘查、开采等活动；
（四）向水体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含热废水、含病原体污水；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活动。
第十九条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排污口;
（二）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
（三）向水体倾倒生活垃圾；
（四）贮存、堆放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
（五）从事淘金、采砂、采石、采矿活动；
（六）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限制使用农药、化肥、含磷洗涤剂；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依法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关闭。
第二十条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实行封闭管理。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放养畜禽、从事网箱养殖活动；
（三）使用农药、化肥、含磷洗涤剂；
（四）从事旅游、游泳、垂钓和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依法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关闭。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已建的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堆放场所，依法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关闭。
第二十二条 省、州（市、地）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流域规划和水中长期供求规划，按照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原则，制定饮用水水量分配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州（市、地）人民政府批准的饮用水水量分配方案，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批准的饮用水水量分配方案和年度预测来水量，制定年度饮用水水量统一调度计划。
第二十三条 饮用水取水应当统筹安排地表水和地下水，优先开发利用地表水，限制开采地下水。在地表水集中供水管网覆盖区，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地下水水源工程，已建成运行的地下饮用水水源应当逐步关闭。取水条件较好的地下饮用水水源实施关闭后可作为饮用水备用水源。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实施水源涵养林、防护林等生态保护措施，维护水体的自净能力，确保饮用水安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组织建设生活污水、垃圾的集中收集和处置的设施。
第二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饮用水水源工程应当符合水资源综合规划、水功能区划，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经有批准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办理取水许可手续，由县级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安等有关部门做好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要饮用水水源的安全保卫工作，保证重要饮用水水源安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在划定、调整危险化学品限制通行区域，或者指定危险化学品运输线路时，应当避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确实无法避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相关规定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等主管部门应当在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路口设置道路安全警示标志。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饮用水供需实际和应急需要，加强饮用水备用水源的建设和维护，做好周边环境的保护工作，在发生水源污染等事件导致饮用水供应中断时，及时启用饮用水备用水源，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供应。
饮用水备用水源管理单位应当维护供水设施，在发生突发事件时，保证饮用水备用水源正常启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和工作协调机制。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对下列事项进行监督管理：
（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
（二）饮用水水量分配方案落实情况；
（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内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执行情况；
（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情况；
（五）其他需要监督管理的事项。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的下列事项进行监督管理：
（一）水环境质量监测；
（二）开发利用活动对水体的污染情况；
（三）污染物排放情况；
（四）其他需要监督管理的事项。
第三十一条 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定期对饮用水水源进行监测；健全饮用水水源水质、水量实时监测体系，建立饮用水监测档案，实行水质、水量信息共享。
环境保护部门统一发布本行政区域的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信息，发生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的，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发布水质信息。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饮用水水源安全评估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定期开展对饮用水水源水质、水量和水源保护情况的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和饮用水水源管理单位、供水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建立、健全巡查制度，组织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相关设施进行巡查，并做好相关巡查记录。对巡查中发现可能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饮用水水源突发事件应急专项预案，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和应急专项预案，建立健全部门应急预案。州（市、地）、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应急预案以及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饮用水水源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应急体系建设。
第三十五条 饮用水水源管理单位、供水单位应当根据本地区县级人民政府饮用水水源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单位具体实施方案，报县级人民政府备案，并按要求进行应急演练。
饮用水水源管理单位、供水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日常维护、管理和保护制度，定期检查本单位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配备专人监测水质，发现异常情况，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环境保护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及时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破坏、污染饮用水水源行为的检举，并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移交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环境保护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依法对饮用水水源进行水质、水量监测的；
（二）发现破坏、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违法行为，或者接到违法行为的检举后不及时查处的；
（三）接到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或者隐患的报告，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的；
（四）发生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未依法及时向社会发布水质信息的；
（五）不依法作出行政许可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改变、破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情节严重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使用农药、化肥、含磷洗涤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使用农药、化肥、含磷洗涤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放养畜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向水体倾倒生活垃圾，或者向水体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含热废水、含病原体污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贮存、堆放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或者设置存放可溶性剧毒废渣等污染物场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淘金、采石、采砂、采矿活动，或者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的矿产勘查、开采等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