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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转发《八省、市革命传统教育座谈会纪要》

(1984年4月29日)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通知：

　　根据团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现将团中央宣传部关于《八省、市革命传统教育座谈会纪要》转发给你们。《纪要》对新形势下如何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各地要结合团中央“五四”通知精神，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发扬创新求实精神，把“寻史迹、建丰碑、学传统”的教育活动切实组织、开展好。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日至三十日，团中央宣传部召集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湖北、陕西、江西等八个省、市团委以及一些基层团委的有关同志，在天津和北京召开了革命传统教育座谈会，着重研究和探讨了如何在青少年中深入开展“寻史迹、建丰碑、学传统”教育活动的问题。与会同志现场参观了天津、北京两地革命传统教育活动的初步成果，观看了部分地区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录像，回顾和总结了前一段各地开展活动的基本情况，交流了经验，并邀请教育部政教司负责同志介绍了南斯拉夫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情况，著名雕塑家钱绍武教授谈了在建碑中怎样使革命性与艺术性达到完美统一的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参加这次会议，学到了经验，开阔了思路，会议对于全团革命传统教育活动的继续深入，将会起到推动作用。

　

一

　　团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一些地方的团组织在前几年开展的以学习中国近代史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基础上，陆续开展了以“寻史迹、建丰碑、学传统”为基本内容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由于这一活动形式新颖生动，受到了青少年的欢迎，所以在今年的文明礼貌月中，得到许多团组织的重视和提倡，成为文明礼貌月活动中一项新的有影响的思想教育活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武汉等地在建碑和辟建传统教育基地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绩，其它地区的活动也有了可喜的进展。三月底，团中央发出文件，对这一活动加以肯定，并要求全团普遍推广。

　　“寻史迹、建丰碑、学传统”活动的初步兴起，是前一段时间普遍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延伸与发展，同时也标志着作为青少年思想教育重要途径的革命传统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深化。

　　革命传统是我们党和人民长期以来伟大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美德、民族精神和一切优良传统的升华与结晶，是无数爱国志士、革命先烈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用鲜血与生命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使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继承这些优良传统，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培养和造就一代新人，使之担负起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级共青团组织要把引导青少年了解昨天、珍惜今天、建设明天，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为祖国四化前途而献身的精神作为这次传统教育的基本内容与要求，在全团范围内把这一活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当前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以及作为主要教育对象的青少年的思想状况和心理特点，与五、六十年代相比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需要在总结、借鉴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以求实创新的精神、探讨和摸索在新形势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效途径，努力使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和当代青少年的特点，在老题目中做出新的文章。

　　会议认为，目前开展的“寻史迹、建丰碑、学传统”这样一种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正是在这一方面力图做出新文章的有益尝试。在指导思想上，它不是把革命传统教育仅仅理解为过去与今天的环境、生活的简单对照和机械对比，使人们从对比中获得对现实的满足，而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把激励青年变革现实、锐意进取、开拓未来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与归宿。在方式方法上，它汲取了近年来共青团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教育同实践相结中、寓教育于活动之中等成功经验，尊重并调动了当代青少年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务实求新的首创精神，以及渴望为社会做贡献和受到社会信赖的生理特点，从而找到了使革命传统教育不限于坐而论道的方式，而是直接诉诸于广大青少年自觉的社会实践的有效途径。在教育的范围和题材上，它着眼于社会以历史和现实为广阔背景。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党史、青年运动史以及建国以来各行各业和各条战线的创业建设史的史实、史料、史迹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以及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磨炼的老干部、老工人、老知识分子等的宝贵经验；革命历史纪念地、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业已修建的各种纪念设施以及重大建设成就等，都是其生动的教育素材。

　　总之，“寻史迹、建丰碑、学传统”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虽然开展时间不长，但确实显示了旺盛的生机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它既为青少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舞台，又为青少年教育辟建了基地；既使当今青少年一代受到教育，也使后人得到裨益；既激发了青少年对英烈的敬慕之情；又沟通了新老之间的深切情谊。这一活动使我们对新时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认识大大深化了一步，为在实践中推进革命传统教育工作开拓了新的广阔天地。

　

二

　　会议在分析前一段各地团组织开展“寻史迹、建丰碑、学传统”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情况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如何在下一阶段使整个活动有新的较大突破的问题。

　　会议认为，在下一阶段的活动中，应当认真总结前一段活动的经验，以形式多样的建碑活动作为带动全局的突破口，紧紧抓住寻、建、学等几个关键环节，使各地的“寻史迹、建丰碑、学传统”活动能够有新的突破与发展。为此，需要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把查寻革命史迹作为整个活动的基础性工作认真组织好。查寻是建碑的准备。只有通过严细周密的查寻工作，才能为建碑工作提供完整的史料、史实，保证建碑的严肃性与准确性。同时，建碑前发动广大青少年进行查寻活动，是最为直接的、潜移墨化的思想教育过程。广大青少年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了解到革命事件或革命人物的来龙去脉与生平业绩，增长历史知识，加深对有关事件或人物的认识，培养崇敬仰慕之情，这就为以后通过义务劳动或集资兴建有关的纪念性设施，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和感情的基础。

　　二、选择重点、建碑示范。团组织开展建碑工作，要着眼于在社会上的倡导作用和示范作用。因此，除了在基层单位利用好各种乡土教材，建立各种小型纪念性标记之外，各地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团组织，应当从实际出发，在当地影响较大的历史遗址或著名人物等中间选择一、两个最突出的作为重点，集中力量修建教育意义较强、社会影响较大的纪念性建筑物。参加座谈会的单位表示，明年“五四”前，每个市和省会城市都力争建起一个有影响的、高质量的碑塑。

　　三、精心设计、精心组织。无论建何种形式的纪念性建筑物，如碑、塔、亭、牌、塑像、浮雕，等等，在突出其思想性和教育性的同时，都应十分讲究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做到准、精、美。尤其是大型碑的建立，不仅应当成为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纪念物，而且应当是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既要有民族风格，又要吸取当代国外城市雕塑的艺术精华，力求造型生动美观，落成后为城市添一景。建碑中要积极争取党委领导和市政、园林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凡属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碑塑，必须报请党委宣传部门按有关规定审核批准。建碑所需财力物力，要积极争取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也可以广开门路，争取社会各方面的赞助。发动青少年捐款或义务劳动筹集资金，要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并注意不要给青少年造成过重负担。

　　四、建碑过程中要始终突出思想教育。不要为建碑而建碑，要充分利用集资、设计、奠基、落成等建碑活动的关键性阶段，组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如建立集资光荣册，开展设计方案、碑文征集活动，发动青少年为建碑义务劳动，组织奠基和落成揭幕仪式，等等。无碑可建的，可以搞寻史造册等活动。已经建碑的，要搞好环境美化、维修保护，并使活动逐步制度化，使之成为传统教育的基地。

　　会议还指出，在下一阶段“寻史迹、建丰碑、学传统”活动中，基层团组织一定要防止滥建、乱建、一哄而起的倾向。应当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发扬求实创新的精神，大胆探索新的活动形式，并认真总结活动经验和教育规律，及时推广好典型。会议还强调特别要处理好建碑活动和传统教育中其它活动的关系，并把传统教育和整党文件学习等其它教育活动一致起来，使革命传统教育不断深入。

　


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及其思考

高 ?*


内容提要：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基础。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便可从自然环境因素、生产方式因素与思维方式因素上找到理由。在法文化传统产生之时，自然环境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法文化的动态变迁，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生产方式因素。三因素中任何一个的根本性变革都将带来法文化的巨大变动。今日中国面临的是三因素同时经历根本性变革。这就是今日中国法文化所面对的充满挑战的处境，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 形成基础 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 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 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 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汪洋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 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 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