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法公信的命题在中国语境下受到很多基本概念上的误解，使得良好的预期得不到可操作性的实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舶来与本土资源未能重新整合——将司法公信的形成等同于中国法治实现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国处在前法治化阶段，以“信仰”的标准去要求大众的法律接受程度是对法律进化的急功近利和不切实际的臆想，且要求彻底摒弃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论诉求也有悖于法律的功能表现。前法治化阶段完成的目标是法律制度的确认、法律精神的转化、守法的普及，对于司法公信的培育，应该厘清概念上语言逻辑的混淆，进而把握司法公信中国化的可能及措施。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不可阻挡，只有将司法公信的命题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去解读才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司法公信 法治 现代化 中国特色
一 引言
许多学者引用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来论证“法律信仰”之于法治的重要意义。而且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最深层的、最实质的原因是法律不被信仰，司法公信力缺失” 。可是对东西方法律信仰命题的研究历史中出现对基本概念不规则的表述和未达成一致意见所造成的误解使司法公信的中国化解读一直停滞与理论上的自说自话，实践意义所得甚微。本文拟结合中国法治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来厘清司法公信命题的基本概念，进而探寻司法公信在中国的可行性塑造。
二 信仰及司法公信概述
（一）信仰的概念。
《辞海》：“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作为价值存在的人，“信仰”的概念体现了其对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或终极价值的态度和实现方式。具体来说，“信仰”有如下特征：
1目的的理想性。无论其信仰对象如何，信仰的目的是理想化的，即信仰主体所追求的价值是符合其希望的“善”和“美”及不能轻易在现实中实现，是一种未知的美好的向往。
2意志的持久性。信仰是值得为之终生奋斗的价值追求过程，其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皆需要一以贯之的持久努力。如果意志上发生懈怠，则这种信仰对象还未在主体身上成立信仰或者信仰不坚定。
3行为的坚定性。信仰外化为客观行为，就必须以坚定性最为尺度。任何的信仰除了心理过程外还要以实践来反馈或者检验。缺乏了坚定性行为支持的信仰，只是言语中的信仰，同时反证出其意志上的薄弱。
考察“信仰”概念和特征，可以得出构成信仰的要素：
1信仰从内在看是自觉自愿的信服尊重，特点是出自内心，任何外力或违心之强迫均不构成信仰。
2信仰自外在看需将主观心理状态支配于外部行为，即主观心理状态外化的结果。
3信仰的对象是“某种宗教”或“某种主义”，无论是宗教还是主义，均非实在的客观物，而是带有形而上性质的先验理论。
对信仰概念内在、外在及对象上的限制进一步明确了信仰之范围。信仰是对事物在主客观方面理解把握的最高认同态度。达到信仰的高度，能做到近乎宗教的“殉道”“卫教”，信仰也就具有了神圣性。发自内心的尊重或许是盲目的迷信的，但并不能否认信仰之性质。
（二）司法公信的概念
从词义上探究，公信力的概念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公"和"信"。所谓"公"是指社会公众，而"信"则是指因信任而产生的认同和服从的心理感受，属于主体的一种心理认知现象。当一定数量的多数人对某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具有认同感时，我们说这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取得了公信力；反之，产生认同感的主体数量未达到一定的多数时，该社会现象或事物在社会上则不具有公信力。因此，所谓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普遍地对司法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具有信任和心理认同感，并因此自觉地服从并尊重司法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的一种状态和社会现象。它表明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程度。
司法公信的概念表明能产生司法公信的主体需要非常高的社会素质及法律素质，既要有辨明善法恶法的理性，又要有近似崇拜宗教或道德的崇拜科学和理性的激情。所以司法公信的一个重要特征（区别于其他非理性信仰）是科学性与怀疑性——对法律的信仰是一个漫长的选择过程，是综合比对之后发自内心的对法律崇敬的尊重。司法公信不是对法律的盲从和迷信，只能俯视法律之规定，而不许对法律有任何心理怀疑与诘问，这种信仰是绝对神权或绝对君权的直接产物，是法治和法律信仰的大敌，和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理应舍弃。科学的法律信仰与司法公信是伴随着人的理性的参与和选择，同时有法律怀疑精神的辐射作用，使信仰更加有操作性与现实性，摆脱虚无主义的阴影，也完成了人的价值追求的实现。
三 西方法律信仰的历史发展三部曲及对司法公信的影响
法律信仰的历史就是法律发展的历史。从原始社会的生活习惯到奴隶社会的习惯法再到封建社会的成文法，直至近现代资产阶级法律，法律信仰的确立也由起初敬畏自然及神灵的蒙昧意识到现在理性的接受捍卫法律的状态。
1图腾——习惯法信仰时代。原始社会及蒙昧时代对习惯或习惯法的态度是出自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超自然现象无知的恐惧。原始人或者奴隶可能不会有信仰的词汇，但是他们有惧怕敬畏的对象——部落图腾的存在说明了他们有自己捍卫的偶像，而且尊崇能够与偶像沟通并传达意见的使者——巫师。原始人把这种敬畏带到制定的规则或形成的习惯里，这样规则或习惯就有了偶像的旨意，对之违反并不仅仅是破坏了秩序，而且还亵渎了神灵。这是法律信仰的萌芽阶段。
2神灵——宗教法信仰时代。封建社会时期的法律和宗教紧密相连，对法律的认同一是出于对宗教教义的认同，二是出自对违反法律所受惩罚的恐惧。封建社会的法律开始有了近代法律的影子，权利义务慢慢构架成法律的结构。然而维护皇权与野蛮残酷仍然是此时法律的特色。宗教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政权的独立地位，法律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彼此同呼吸共命运。法律为宗教的世俗活动开辟合法性的通道，宗教为法律制定传达了上帝的旨意，法典被看做是上帝的杰作，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人们把对宗教的狂热转移到法律上来时，不会生疏于“秩序”、“平等”、“博爱”等字眼。此阶段将法律神圣化。
3真理——国家世俗法信仰时代。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权利本位思想把法律、利益、需求整合成共同体，公众对待法律的态度世俗化。由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至资产阶级革命，是把人从上帝手里解放出来，以科学与理性为旗帜，反对迷信与愚昧。“以人为中心”理念的提出就是宣布了权利本位思想在法律法学上的胜利。虽然这些运动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或者依附于宗教的先验理论，或者就是宗教思想自身的觉醒与反抗，但思想上的解放是人们眼光开阔，科学的普及使人们趋向理性。对待法律，虽然还有宗教情节，但已不是单纯迷信的时代，而是对自身权利认识的觉醒与维护，法律世俗化起来。
对西方法律信仰的历史解读表明，法律信仰是发展着的历史范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确立，其漫长的过程与法律发展及法治化实现并存，随着民众法律信仰的萌芽，司法公信力也渐趋形成。
四 司法公信与中国特色的冲突
在西方信仰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将司法公信作为进行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意义深远。然而连基本概念都是舶来品的中国法律，如何在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土壤里根植出以秩序、权利义务、平等、人权等为基本内容的司法公信，则是个还未得到验证的问题。
中国国情下的司法公信所面临的冲突是东方伦理信仰与西方法理信仰在语境上的南辕北辙。伦理社会的基础是血缘，调整社会运行发展的手段是伦理道德，克制、服从、忍让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关系的人情化使法律无法参与平等主体的日常生活，只有当社会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及上升到刑事的程度，法律才以制裁者的身份出现，进行事后惩罚性的修补。这样的法律文化很难内化为主体的信仰，民众对法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统治者也主张“德主刑辅”。在这种民族文化下进行法律的移植和司法公信的培养注定困难重重，既有理论逻辑上的证明误区，也有现实条件的制约。
1理论逻辑的误区
目前中国法学界得出的就“司法公信”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要建设法治，必须提高司法公信，只有提高司法公信，才能建设法治社会，即法律——司法公信——法治的逻辑链条。诚然，这种逻辑推论的出发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忽略了很多制约法治及建设法律信仰的因素，在中国语境下造成了概念的误解。
⑴司法公信中的“法”是指“自然法”还是“实体法”。
西方提出“法律信仰”，是基于“实体法”与“自然法”二分的前提，所指的法律信仰毋宁说是“法的信仰”。因为能达至信仰标准的是近乎道德完满的先验的“上帝之法”（是约定俗成的道德、习俗等），而非世俗政权制定的法律（具体以法条表述出来）。这也符合信仰的理想性神圣性特征——人们总是对某种尚未达到或有可能达到的目标激发信仰之心，如果已经达到或者没有可能达到，前者没有信仰的需要，后者没有信仰的动力。
中国没有“法”与“法律”二分的传统，现在所指的法律均为实在法。实在法没有先验性神圣性等自然法特征，也没有近乎道德高度的苛刻要求，它规定的权利义务会使公民（立法、执法、司法及守法主体）尊重遵守法律，但很难达到虔诚的信仰，也无法培养让普通公众敬仰法律，提高司法公信力。当人们看着只是白纸黑字的法条时，很难从心里产生任何的激动、神圣或者尊敬。
⑵“法律——司法公信”不是绝对的。
有了法律，未必就能催生出相对应的司法公信。法律之所以被信仰并不简单的是因为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身,而是对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司法公信，是信仰法律体现的价值，法律的价值（法的价值可分为三种，一是目的价值，即法律追求的社会效益，二是内在价值，即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三是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代替法律本身直接提供行为人以信仰的可能。如果只有法律，而法律没有体现应有的价值，或者法律运行时没有体现价值（前者是恶法，后者是徒法），都难以形成司法公信。
中国当下误解司法公信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未找到信仰之实质。以为司法公信仰的培养就是普法教育，于是进行法律规范的宣传。信仰之形成在于互动，如果没有法律人格的呼唤、法律精神的灌输、法律价值的倡导，怎么激发民众对法律美好的憧憬？又何谈对法律有尊敬和信服？
⑶忽视了司法公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谈到司法公信似乎生成一种误解，认为其主体“以法律为非人格的神而加以顶礼膜拜” ，有着近乎宗教的迷信，主体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其信仰是一种义务性的无条件的迷信。其实在配置司法公信的过程中，主体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体，客体由其本身的品质（法的价值）促使主体再认识，二者相互作用。主体不盲目，客体不绝对，二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彼此选择，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
亚里士多德关于“恶法非法”的论断也说明了司法公信必须以一种科学理性的精神来塑造。法律的科学怀疑精神就是在承认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最高性的前提下质疑法律中不合理不合法的部分，质疑不科学不公正的制度，并推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如上述所言完成法律的“选择”。
⑷对民众进行超前要求，使司法公信的实现不切实际。
在法治建设不完善的社会，尽管要进行司法公信理念的培育，但必须从实际出发，找准定位。在目前的中国以“信仰”的标准去要求大众的法律接受程度是对法律进化的急功近利和不切实际的臆想，前文所述司法公信主体需要非常高的社会素质及法律素质，既要有辨明善法恶法的理性，又要有近似崇拜宗教或道德的崇拜科学和理性面的激情。前者要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及法律思维的训练，后者要有与法治精神不悖的民族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教化，在目前中国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只能带来理论上的自说自话。
⑸对“法律工具主义”的矫枉过正。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法律不过是阶级、国家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和维护道德的工具而已。法律工具主义已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忽视了目的和价值意义的法律只能沦为工具使用，得不到尊重和信任。法律工具主义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使人们更清晰更直观的认识到法律的作用。然而现在对法律工具主义的批判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法律的工具性被忽视，不强调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手段的作用，只强调它的价值和目的，让人误以为法律只追求形而上的意义。这样所塑造的法律信仰及司法公信力缺少现实基础，只是空中楼阁，试问哪个人会只因为法律的形而上而对法律充满尊敬信任的感情呢？只有通过其工具性的作用来切实保护人们的权利，使人们感受到法律带来的好处，进而有提高司法公信的可能。
2中国现实的条件制约
⑴中国传统文化与建国后左的意识形态排斥现代法律精神，司法公信没有文化基础。
内敛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求平稳而轻变革，在接受新生事物和外来文化时总要经过与传统价值体系背离的长期阵痛。当伦理型社会遭遇法理型制度的冲击，颠覆人们对法律的看法时，其消化磨合不可避免。
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德主刑辅”均是对市民社会形成的阻碍，而市民社会不仅是现代法律成熟的内在环境，还是现代法律信仰的发生机制。私权合法的市民社会，对利益的诉求再正当不过，商品经济繁荣，相应的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也完备，个人权利不再有所依附和臣服，“宪法是写满公民权利的圣经”，法律是实现权利具体化的细则。中国传统社会是讲究专制集权大一统，个人权利依附于皇权、宗族、家庭，排斥现代法律精神，个人被扼杀在集体里。建国后左的意识形态占据主流，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给予否定，法律如一纸空文，何谈司法公信力建设。
⑵ 长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无法提供尊敬法律的社会基础。
汕头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
广东省汕头市人大常委会
汕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9号）
《汕头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已由汕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3年5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8月1日起施行。
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7月11日
汕头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
（2013年5月28日汕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预防主体与职责
第三章 预防制度与措施
第四章 监督与保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预防腐败工作，有效防范腐败行为，建设廉洁汕头，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汕头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特区范围内的预防腐败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预防腐败工作委员会领导、协调预防腐败工作，市预防腐败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
第四条 预防腐败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预防腐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其他负责人根据职责分工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第五条 预防腐败工作实行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各负其责，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机关监督指导的工作机制。
第六条 预防腐败工作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原则，构建内部预防、专门预防、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防范体系。
第七条 预防腐败应当以有效防范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为重点，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约束和监督，并积极引导、支持和帮助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预防腐败工作。
本条例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八条 预防腐败工作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维护正常的工作、生产、经营和生活秩序。
第二章 预防主体与职责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履行下列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一）加强预防腐败工作制度建设，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建立决策后评估、纠错和问责制度；
（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
（三）健全人、财、物管理制度，加强对人事任免、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资金使用、资产管理、资本经营等岗位和环节的监督制约；
（四）加强行政程序制度建设和行政层级监督，建立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
（五）严格执行财经管理制度和审计制度，加强内部审计监督；
（六）实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七）其他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第十条 检察机关履行下列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一）收集、分析、处理涉及腐败犯罪信息，提出预防腐败对策和建议；
（二）建立涉及腐败犯罪信息库，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三）在腐败犯罪易发、多发行业及领域，和有关单位共建预防腐败工作机制；
（四）通过依法查办涉及腐败犯罪案件，进行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
（五）其他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第十一条 审判机关应当发挥惩治和引导功能，依法审判涉及腐败犯罪案件，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
第十二条 预防腐败机构履行下列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一）制定预防腐败工作综合规划、重大预防腐败工作方案，并组织监督实施；
（二）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综合协调机制，统筹组织教育宣传、制度建设及监督等工作；
（三）研究分析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特点、规律及趋势，提出预防腐败对策和建议；
（四）其他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第十三条 监察机关履行下列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一）检查指导政务公开，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二）收集、分析、处理违反行政纪律的信息，提出预防腐败对策和建议；
（三）调查处理违反行政纪律案件；
（四）其他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第十四条 审计机关履行下列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一）依法开展审计监督，实行单位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二）加强对腐败易发、多发行业及领域的审计监督；
（三）加强内部审计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四）收集、分析、发布、处理违反财经行政纪律信息，提出预防腐败对策和建议；
（五）其他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第十五条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履行下列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一）严格执行企业经营决策、财务核算与管理、收益分配、招标投标等方面的有关规定；
（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监事会制度，加强对经营管理和财务活动的监督；
（三）规范重大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等决策、执行行为；
（四）加强对高级管理人员及人事、财务、采购等重点岗位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五）其他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第十六条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应当结合本单位实际，采取成立预防腐败工作机构、建立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开展廉情评估等方式开展预防腐败工作。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应当结合本单位实际，采取建立廉洁守信行动联盟、订立预防腐败行为公约或者行为规范等方式，倡导行业自律和行业诚信，防止从业人员腐败。
第三章 预防制度与措施
第十七条 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应当加强廉洁法制教育，采取专题学习、法制讲座、警示教育等形式，对本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廉洁教育，并形成制度。
登记机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预防腐败教育。
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应当开展青少年预防腐败教育，把廉洁教育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十八条 公务员主管部门应当对新录用和拟晋升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任前预防腐败教育。
预防腐败机构应当对重点领域、重要岗位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专门预防腐败教育。
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将预防腐败列入教育培训内容，教育培训情况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
第十九条 文化广播、新闻出版、教育、公安、司法行政、检察、审判等单位应当利用报刊、广播、电视、通信、网络等媒体，通过新闻、评论、公益广告以及文艺作品等形式宣传廉洁文化。
第二十条 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应当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及时化解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促使公共权力依法、公开、高效运行。
第二十一条 特区建立制度廉洁性评估机制。拟定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当从下列方面进行制度廉洁性评估：
（一）是否存在部门利益制度化，扩大部门权力，侵害公共利益或者公民合法权益；
（二）是否存在部门权力交叉和利益冲突；
（三）是否存在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明显失衡，或者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设定额外义务；
（四）是否违反有关财经制度；
（五）是否存在模糊和减免公共职责、法律责任缺位、问责机制缺失的内容；
（六）其他需要评估的内容。
制度廉洁性评估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完善综合政务服务体系，组建本级综合政务服务机构，创新管理和服务模式，提高行政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
市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平台，建立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促进跨部门、跨区域业务协同和公共服务一体化。
第二十三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实时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审批的行为，预警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行政审批行为，及时开展效能评估、信息服务和投诉处理，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的实施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公开制度，全面、真实、准确地公布上述经费的计划安排和实际执行情况。
市、区（县）财政部门应当自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及时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公布市、区（县）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
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应当自收到市财政部门预、决算批复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在本单位网站公布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并对预、决算之间或者不同年度之间数额变动较大的情况和项目予以说明。
第二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自觉防止利益冲突。
本条例所称利益冲突，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其职务所代表或者维护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之间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
本条例所称利益，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是指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期权、债权等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非财产性利益是指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在政策制定、行政审批、人事任免、奖惩、执法裁量、司法裁判等方面谋取的有形或者无形的利益。
第二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与本人或者具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等特定关系人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依法回避。
国家工作人员所属单位或者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知悉该国家工作人员所办事项存在或者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依法要求其回避。
第二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以独资、合资、合股、承包、租赁、受聘等方式经商办企业或者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二）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
（三）以集资、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利用知悉和掌握的内幕信息谋取利益；
（四）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向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以暗示、授意、批条、指定、强令等方式，干扰监管、执法活动或者影响市场经济活动秩序；
（五）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等单位中兼职、兼职取得报酬或者从事有偿中介服务；
（六）其他违反规定的活动。
第二十八条 领导干部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要求或者指定录用、调动、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
（二）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学习、培训、旅游等费用，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出国（境）定居、留学、探亲等向单位或个人索取资助；
（三）妨碍涉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的调查处理；
（四）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五）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
（六）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七）违反规定干预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经济活动；
（八）以授意、指定、强令等方式干扰行政管理和司法活动；
（九）索取、接受或者以借用为名，占用管理相对人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十）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非公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十一）其他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领导干部，是指市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区（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科级以上干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班子成员，镇、街道负责人。
第二十九条 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经办商业、企业、中介服务等活动；
（二）在异地工商注册登记后，到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或者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经办商业、企业、中介服务等活动；
（三）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
（四）其他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活动。
第三十条 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应当每年向有权受理申报的部门书面报告上一年度的下列事项：
（一）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
（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及因私出国（境）的情况；
（三）子女与国（境）外人士通婚情况；
（四）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
（五）配偶、子女从业和任职情况；
（六）配偶、子女违法或者涉嫌犯罪的情况；
（七）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
（八）本人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
（九）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的房产、股票（股权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
（十）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注册或者投资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情况；
（十一）本人认为应当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三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和子女均移居国（境）外的，该国家工作人员不得担任下列职务：
（一）市、区（县）、镇、街道正职；
（二）市、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或者派出机构正职；
（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正职；
（四）其他重要单位正职。
第三十二条 担任正职的领导干部应当定期述责述德述廉，将本人依法履职、综合品德、廉洁从政方面的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评议和监督。
第三十三条 预防腐败机构、监察机关应当在职责范围内，通过任职谈话、日常谈话、警示谈话、效能谈话、诫勉谈话、回访谈话等形式，对本级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廉政谈话，督促其防止腐败。
廉政谈话内容应当记入国家工作人员廉政档案，作为其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四条 预防腐败机构应当建立廉情评估制度，对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廉洁情况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
第三十五条 特区应当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发展和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经济和信息化、科学技术、公安、质量技术监督、财政、金融、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密切配合，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
第三十六条 特区推进公共资源交易体制和机制创新，建设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为一体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行统一信息披露、统一交易规则、统一交易程序、统一交易确认。
第三十七条 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等机关应当在招商引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招标投标、征地拆迁、房屋征收、政府采购以及其他重大经济活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专项预防。
有关单位应当配合专项预防活动，并采纳合理的预防建议和措施。
第三十八条 企业、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章程，不得为获得承揽工程、提供服务、实施行为、采购商品或者取得原料、财物等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个人不正当利益。
第三十九条 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提供代理、鉴证、咨询、培训、经纪等服务时，应当恪守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不得出具虚假资料、文件、报告，不得以隐瞒、欺诈、胁迫、贿赂、串通等违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四十条 单位或者个人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市场经济活动中，利用商业贿赂、价格欺诈、出具虚假报告等手段从事不正当竞争或者其他违法活动的，五年内不得参与特区相关领域的经济活动。
第四章 监督与保障
第四十一条 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听取工作报告、组织视察、执法检查、质询、询问、专题调研等形式，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
市、区（县）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应当包括预防腐败工作情况。
预防腐败机构应当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预防腐败工作情况。
第四十二条 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审判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等腐败隐患的，应当依法提出书面建议，同时抄送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或者行政主管部门。
被建议单位应当及时整改，并自收到建议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整改情况书面回复建议机关，同时抄送其上级机关或者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十三条 监察、检察机关和相关单位应当及时主动采集、分析、研究涉及腐败的网络舆情信息，并采取相应措施处理。
第四十四条 新闻媒体应当依法对腐败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接受新闻媒体监督。
第四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预防腐败工作有权提出意见、建议，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腐败行为有权控告、举报。举报可以采取书面、电话、网络等形式，提倡实名举报。对实名举报的，受理单位应当优先办理，及时回复。
受理单位应当公开举报电话、举报信箱或者电子邮箱、通讯地址。受理控告、举报线索以及因职务行为接触控告、举报线索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保密。未经举报人同意，受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泄露举报人身份和举报内容。
第四十六条 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定期对所管辖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其负责人员预防腐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评估，并书面报告预防腐败机构。
第四十七条 预防腐败机构应当会同检察、监察、公安、工商、税务等机关或者部门，建立信息通报、线索移送、案件协查机制，联合开展廉政预警工作，并将各单位开展预防腐败工作的情况列入政风行风评议和单位年度考核的内容。
第四十八条 预防腐败机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可以提请检察、监察、审计、公安、人事、工商、税务等机关或者部门予以协助。被提请协助的机关或者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予以协助。
第四十九条 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等机关在预防腐败工作中，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指导、督促有关单位加强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预防腐败工作涉及的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如实提供相关材料；
（三）责令或者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四）建议有关单位暂停涉案人员的职务。
第五十条 监察机关发现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不实或者报告事项发生重大异常变动的，有权要求其进行说明；拒不说明或者不能合理说明的，监察机关有权核查。
第五十一条 控告人、举报人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威胁、打击、报复。
控告人、举报人及其亲属因控告、举报行为受到人身或者财产威胁时，有权要求公安机关或者相关机关提供合理保护。有关机关应当依法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控告人、举报人及其亲属因控告、举报行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有权向有关单位反映。受理单位应当调查处理或者建议其他单位调查处理。
第五十二条 控告、实名举报属实，使国家、集体财产免受、减少损失，或者有效防止重大腐败犯罪行为发生，或者对重大腐败犯罪案件的侦破起到关键作用的，有关机关应当给予奖励。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察或者有关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预防腐败工作职责，致使本单位发生腐败案件的；
（二）明知本单位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腐败而隐瞒不报或者不移交有关机关处理的；
（三）干扰、妨碍或者拒不配合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机关依法开展预防腐败工作的；
（四）接到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审判等机关建议后，无正当理由拒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
（五）打击报复举报人、控告人的；
（六）泄露举报事项、受理举报情况以及举报人相关信息的；
（七）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进行舆论监督，造成不良影响的；
（八）其他妨碍预防腐败工作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监察或者有关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得经济利益应当依法上缴国库。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监察或者有关机关对领导干部依法给予处分。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应当停止、退出所从事的活动或者辞去现任职务，或者领导干部本人辞去现任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由监察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或者在开展述责述德述廉工作中，发现有违反法律、行政纪律行为的，由监察或者有关机关依法进行调查处理，或者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有关单位处理。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或者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并由监察或者有关机关对其单位负责人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由其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限期改正，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九条 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等机关不按照本条例规定履行预防腐败工作职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履行预防腐败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贪污受贿、泄露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参照适用本条例。
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的，参照适用本条例：
（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的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五）代征、代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村级重大建设项目管理和资金、资产、资源管理；
（八）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3年8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