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基本建设基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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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建设基金管理办法
国家计委
国家基本建设基金管理办法
1988年6月24日，国家计委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使基本建设的资金来源保持稳定，建设项目能够按照合理工期组织施工，经国务院批准，从1988年起建立中央基本建设基金（以下称基本建设基金）。
第二章 基金的组成和来源
第二条 基本建设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由以下部分组成：
（一）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中的中央使用部分；
（二）建筑税中的中央使用部分；
（三）铁道部包干收入中用于预算内基本建设部分；
（四）国家预算内“拨改贷”投资收回的本息（利息部分扣除建设银行业务支出）；
（五）财政定额拨款。
第三条 1989年、1990年基金中，财政定额拨款按1988年计划数不变，其余各项均按当年实际收入计算。如果国家对征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建筑税办法有较大的改变时，另行调整。
第四条 中央投资的项目，收回的投资本息（利息部分扣除建设银行业务支出）和参股部分按规定分得的股利（包括外汇），除按规定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可留成一部分外，均转为基本建设基金。
第五条 基本建设基金与财政费用分开，实行专款专用，年终结转，周转使用，在财政预算中列收列支，并受财政部门监督。
第六条 基本建设基金中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建筑税仍按原渠道征收，连同财政定额拨款，由财政部统一在每月15日将下月资金拨交建设银行。按照常年基本建设拨款规律，及时供应资金。
第七条 各种财政专项投资和基本建设储备资金不属于基金范围，仍由国家财政根据需要和可能安排。
第八条 国务院批准的七个下放港口，国家年度计划安排的预算内投资，如少于“七五”计划原安排的数字，港口应将调减的数额上交中央财政。
第九条 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建筑税，除国务院已有规定可减免的之外，各部门、各地区均无权批准减免。
第十条 经过若干年后，基本建设基金回收的本息可以满足国家重点建设需要时，基金中的其他部分即可停止拨付。
第三章 基金的使用范围
第十一条 基本建设基金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制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生产力布局和中长期计划的要求，必须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
第十二条 基本建设基金的使用分为经营性与非经营性两种。经营性资金主要用于中央举办的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跨地区的、面向全国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骨干设施，重大的、关键的机械电子、轻纺工业项目，重大农业基地和重点防护林工程，关键的新兴产业项目的建设等，以及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建设的扶持。非经营性资金主要用于中央各部门直接举办的无经济收入的文化、教育、卫生、科研等建设和大江大河的治理。
第十三条 在基本建设基金中每年确定一定数额的银行贷款贴息资金，按国家规定对基建贷款项目贴息。
第十四条 基本建设基金可单独对中央项目投资，或用于几种资金的拼盘项目，或向地方、企业用自有资金新建、改扩建的工程参股。
第四章 基金的管理
第十五条 基本建设基金在国家预算中列收列支，由财政部按期拨给建设银行。基本建设基金由建设银行会同各专业投资公司按规定向财政部报送预算、决算和分年、分月执行情况，并在每年九月底将本年度基建基金收入和使用预计情况以及下年度可使用的基建基金总额及来源情况，送国家计委和财政部。
第十六条 国家计委对基本建设基金以及其他资金，进行统筹安排。基本建设基金安排的经营性投资由国家计委对各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实行切块安排，数额以1988年计划为基础核定基数；以后年度增加的投资，由国家计委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确定投向。各专业投资公司将国家切给的基本建设基金和其他资金对建设项目进行安排后，由国家计委商有关方面（包括行业归口管理部门）制定下年度中央部分的基本建设计划（草案），连同审核后的地方基本建设计划（草案），汇编为全国基本建设计划（草案），报国务院审批后下达。
对非经营性投资，其中的小型项目，由国家计委核定投资基数，由主管部门管理，包干使用，三年不变；新建大中型和限额以上项目按程序报批，实行招标，按项目安排投资。
第十七条 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安排的经营性投资，由各专业投资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借贷合同（不包括国家规定免还基金本息的投资）；其他经营性建设项目投资，由建设单位和建设银行签订借贷合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计委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1988年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严防非典疫情复发工作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严防非典疫情复发工作的通知
（2003年10月21日 国税办发［2003］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局内各单位：
最近，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预防非典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关于保持高度警惕，有效防范非典的指示，思想上立足预防，工作上防止反复，加强组织领导，统一指挥协调，统筹安排各项预防工作，巩固成果，落实措施，严密防范非典疫情复发。为切实做好全国税务系统的非典疫情防治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的预防非典疫情工作形势，既保持高度警惕，又不能反应过度
当前强调重视这项工作，并不是因为已经发生了非典疫情，也不是非典疫情马上就要反复。主要是考虑到，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期，非典疫情可能会出现反复；
世界卫生组织也提醒有关国家尽早采取措施防止非典疫情反复。因此，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正确认识和把握防非典疫情工作形势，按照依法、科学、规范、有序的要求，及早部署，及早防范，积极地开展防治工作，保障广大税务干部职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保证税收工作的正常进行。二、认真落实预防措施，严防非典疫情复发
各级税务机关要认真学习《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治原则，认真落实预防措施。要按照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关于科学规范防治措施的通知精神和国家卫生部《2003－2004年度全国卫生系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方案》的要求，逐项落实防治措施。要加强非典疫情报告制度，发现非典疫情或疑似情况，按要求及时向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和总局办公厅报告。要按照科学防治的要求，认真落实各项预防措施，特别要做好测量体温、通风、消毒、环境卫生等工作。三、加强对办税服务厅等重点部位的防控，落实应急工作预案
办税服务厅流动人员多，特别是在征收期内，人员相对密集，是非典疫情防治的重点部位。要按照对公共场所的防治工作要求，高标准地做好办税服务厅的环境整治工作；坚持科学的通风消毒制度，配备口罩、手套等必需的防治设施，创造条件减少人员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必要时延长申报时间，动员纳税人采取多元化申报方式。要认真检查落实总局关于办税服务大厅非典疫情应急预案要求，所有办税大厅和工作岗位都要有应急顶替措施，一旦发生疫情，按要求实行隔离后，预案应急的后续人员要立刻上岗，以确保申报纳税工作的正常进行。四、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狠抓落实
要加强对非典疫情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税务机关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统一指挥，统筹安排各项工作，继续坚持一手抓预防非典疫情工作不放松，一手抓税收工作不动摇。各单位要全面落实责任制，各单位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主管领导要具体抓。要建立健全各单位的非典疫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要加强监督，认真检查各项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要指定专人负责非典疫情监控和报告，对迟报、瞒报和漏报非典疫情者要严肃追究责任。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认真配合地方有关部门，做好各项预防工作。要积极鼓励干部职工参加体育锻炼，增强自我保健意识。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工作，防止偏听偏信，增强广大干部职工预防非典的信心，保持队伍的稳定。涉及非典疫情防治工作中的重大情况和意见，各地要及时向总局办公厅报告。
对“杜宝良事件”的法律评析
陈 光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 ,北京 102249)
308天，105次交通违章，被罚款10500元。杜宝良,一位外地来京以卖菜为生的小贩因此在北京成了"名人”。他的事情不仅被报纸整版地报道,还被社会各界冠以“杜宝良事件”从各种角度进行讨论。“杜宝良事件”作为一个在北京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其中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是很丰富的，但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行政处罚的问题。笔者拟从行政法学的角度对“杜宝良事件”作一些有益的探讨。
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执法，并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其执法目的和处罚程序不仅要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还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的原则要求，保证执法目的和处罚程序均具有正当性。
笔者以为，北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对杜宝良实施行政处罚的执法过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瑕疵。杜宝良105次违法均属同一违法情节、发生在同一地点且持续时间较长，而交警部门利用“电子眼”对违法行为拍摄后就自动生成了处罚结果，却没有及时提醒或警告违法司机，使同一违法行为长期、持续且反复发生。虽然违法者最终受到严厉处罚，却严重违背了行政处罚的目的和行政处罚的诸多原则。
行政处罚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为了对违法者予以惩戒和教育，使其以后不再犯。违法100多次却没有得到纠正，根本谈不上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交通秩序；违法者违法100多次却不知执法机关已经对自己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很难说能对违法者起到惩戒、教育作用。所以，105次的行政处罚，很难说其体现了行政处罚的目的。
我国的《行政处罚法》规定我国的行政处罚原则包括处罚法定的原则。处罚法定原则的内容包括被处罚行为的法定性。其含义是，行政处罚的实施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为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凡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未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的行为，均不受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5条明确规定：“全国实行统一的道路交通信号。交通信号、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设置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和国家标准，并保持清晰、醒目、明确、完好。增设、调换、更新限制性的交通信号，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广泛进行宣传。”西单交通队对杜宝良实施行政处罚所依据的交通标志并不是国家标准规定的禁行标志，因此该标志属无效标志；依据这一标志而作出的行政处罚也应是错误的。
处罚法定的原则还包括处罚的程序法定。其内容包括，实施行政处罚，不仅要求实体合法，而且还必须程序合法。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我国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包括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违法事实确凿；有法定依据；较小数额的罚款（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可见“杜宝良案”应适用一般程序。在一般程序中，行政机关在决定实施行政处罚需要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并告知权利、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依法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107条第二款也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发现机动车有未处理的违法行为记录的，应当书面告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驾驶人，机动车所有人或者驾驶人应当按照告知的时间、地点接受处理。”308天，105次违章，违章者却毫不知情，这本身就是交管部门在行政处罚中没有执行法定程序的体现。西单交通队对杜宝良的105次处罚中有81次处罚没有出具书面处罚决定，同样没有履行法定“书面告知”义务，违反法定程序。 《行政处罚法》第40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7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在“杜宝良事件”中，交管部门105次处罚中没有一次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这是对行政处罚法定程序的明显违反。
《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处罚公正的原则，亦称“合理处罚”的原则。此原则与国外的比例原则类似，其内容包括：行政执法的目标应当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动机是良好的，不是为增加交警部门的收入而罚款，而是为了维护好交通管理秩序而罚款。这是目的上的考虑。第二，这种手段必须是必要的，有些手段可能无助于达到目标，那也不行。第三，在你的手段和目标之间，手段是相称的，不能“用高射炮打蚊子”，不能“用牛刀来杀鸡”。只要能达到法律意图，那就尽可能采取对当事人比较有利的方式来处理。只要能维护交通秩序，就不必要采取高额的罚款。 105次违法处罚明显缺乏执法人性化，违反了行政处罚的公正原则。105次违法，105次处罚，不合理。 比例原则是来自国外的一个原则，现在在中国已经普遍被接受了。大体来说，比例原则分这样几条要求，
《行政处罚法》第5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教育必须以处罚为后盾，教育也不能代替处罚。为了达到制止并预防违法的目的，对受处罚的违法行为，应在给予处罚时给予帮助教育，二者不可偏废。105次的行政处罚有悖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司机违法时，执法部门在处罚的同时还应该对司机进行教育，加强司机的守法观念。作为执法部门，司机违法数十次时，完全有必要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所以说，杜宝良违法105次，而且被处罚105次，这明显违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很明显这对于违法者来说只有“处罚”而没有“教育”，有为执法而执法、为罚款而执法的嫌疑。
《行政处罚法》不仅在总则中确立了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原则，而且有关行政处罚的设定、实施及其程序的规定，无一不体现着这一指导思想。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原则实质上是由保障相对人陈述权、申辩权的原则和无救济便无处罚的原则构成的。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交管部门在行政处罚的程序中对“告知义务”的违反，直接影响相对人陈述权、申辩权的行使，相对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有人认为在“杜宝良事件”中交管机关在行政处罚中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内容包括，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第46条）。杜宝良的违章行为并不是同一行为，而是同一类行为，是同一个违法的主体，同样的违法的情形，触犯同样的法律规则。
作者EMAIL：sunc9@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