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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下如何增强我国文化实力

黄子宜


摘要：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开始警惕外国文化大量涌入对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冲击。我国在加入WTO时对文化领域市场开放的承诺让步较多，因而更要积极采取包括投资规制、知识产权保护和积极参与WTO谈判等各种措施以保护本土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身份 服务贸易 投资 知识产权 谈判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导致世界不同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不断碰撞、冲突和融合，并且似乎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出现了同质化的趋势。特别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和铺天盖地的文化产品，将美国式文化推及到世界各个角落，俨然一副新形势下“文化帝国主义”的模样。虽然文化输出、文化优势并不代表文化霸权，然而像美国那样大量向世界其他国家倾销反映美国文化的文化产品就不得不引起各国的重视，它们纷纷打响了“文化保卫战”，并且将文化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称之为“文化安全”。
我国加入WTO已经有5年了，而当初我国在加入WTO时所做有关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方面的承诺，最晚将在6年内完全开放一部分相关市场。因此如何在WTO服务贸易的承诺范围内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增强我国的文化实力，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一、 文化实力、文化身份和文化产业
人自出生以来，文化便是笼罩在其周围的第二层空气。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开篇名言来说明文化对于人而言的重要性——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文化”之中。而正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人离不开文化正如其离不开空气一般，文化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现。
文化实力，如同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一样，是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本文将其定义为能够通过价值观、生活方式、制度和政策、文化产品的吸引力来影响他人，使之自愿进行符合施加影响者意愿的事，从而达到其既定目标的能力。我们知道，目标的实现有两种途径：通过自己的行为或是通过别人的行为来完成。而第二种方式又可以两种手段达到，强迫别人或是通过潜移默化使人自愿为之。文化实力正是通过这最后一种方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那么，文化实力包括哪些方面呢？本文认为，在弄清楚文化的具体含义之后，文化实力至少可以从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文化产业的经济力量、文化吸引力三个方面来理解。
1、 什么是文化
在中国古代，文化是指文治德化。所谓文，礼法也。《国语•周语上》中“以文修之”便是此意。而“在身为德，施行为化”，化的意思大约是指普及。而在今天广泛意义上使用的文化一词，应该是上世纪初自西方传入的。其广义的含义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综合。而狭义的文化则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2。本文中所讨论的文化，仅指狭义上的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的，而也正是文化将人类社会区分为不同的群体，因此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主要包括语言、文字、性格、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制度、信仰和生活方式。目前，世界上主要文化有以下几种：中华文化（儒家文化3）、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非洲文化。
人类社会以不同文化相区分，同时又以共同的文化相凝聚。每个人的灵魂总是深深植根于其生长的文化土壤之中，正是这种文化向心力产生了遍布世界的“唐人街”。广大海外华人长期身处异国他乡仍“乡音未改”，足见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之强大。共同的文化甚至可以超越地理距离、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属于相同文化群体的人们走到一起，由伊朗、土库曼斯坦、土耳其、阿富汗等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组成的“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便是明证。
2、 民族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一词也是舶来品，其英文原文是cultural identity。“identity”在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中的意思是“the condition of being oneself and not another”[4]，是一种对自我的认定。文化身份深刻揭示出文化与民族的紧密联系——正是文化使一个人、一个群体产生归属感，使一个民族中的个体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个体的身份。
早在1997年，研究民族身份的大家亨廷顿就在其发表于《外交》上的文章《美国国家利益的消逝》中提到“国家利益来源于国家民族利益。在知道我们的利益之前，必须先弄清楚我们是谁。”同样，在全球化浪潮中，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渗透，如果不能认识并保持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身份，则经济再发达，我们也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那么中华民族的民族身份到底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应该从历史、地理、文化传统和制度四方面来认定。而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中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的则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仁义。《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见梁惠王上时就向他阐述了仁义的重要，“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如果只追求利，那么就会“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5]。而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也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与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马耳矣。”二是以柔克刚，贵和厌战。据《礼记》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张口不答，孔子之后才忽然明白，老子的牙齿已经掉光了，而张口不答的意思则是硬的不在了，软的还在。而在辛弃疾的《卜算子》说：“刚者不坚牢，柔者难摧残”，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3、 文化产业的经济力量
文化的产业性质首先被知识界认识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阿诺德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通过观察广播、电影和音乐复制领域的变化，认为产业化已经是现代文化的基本特性之一。文化产业通过复制和生产大量标准化的文化产品，降低了文化的真正价值。
尽管文化产业有上述缺点，但是其经济力量却也不可小视。近年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国际贸易额成倍增长，据UNESCO的统计，1980-1998年间，世界印刷品、文献、音乐、视觉艺术、电影、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的年贸易额从953.4亿上升到3879.27亿美元。而根据美国艺术与文化中心2001年的研究报告，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美国，2000年光版权业的销售额就达到4700亿美元，占GDP的5%，出口额超过790亿美元。
向国外输出文化商品，不仅仅可以借此向世界各国传播自己的文化理念，还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早在1996年，美国核心版权业的出口额就已经超出汽车、农业等，成为美国的第一产业。产业化，使文化的精神力量和经济力量相互结合，并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无论从经济利益还是文化利益上来说都是必要的。
4、 文化吸引力
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软权力：通往世界政治的道路》一书中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所谓“软权力”就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人想我所想，欲我所欲。他认为“软权力”就是通过制度、价值观、文化、政策等将对方吸引过来的能力。
美国无疑是在这方面做的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其前国务卿鲍威尔曾在美国国际教育者协会发表过题为《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我国欢迎国际留学生》的演说，明确提出如果其他国家未来的领袖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就可能与美国建立起友谊，并认为这是美国最宝贵的财富。很多欧洲人在一边声称讨厌美国的同时，却一边嚼着麦当劳的薯条，看着好莱坞的大片。这说明美国的文化战略确实成功，它已经把触角伸到了世界各地。
那么，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并做出一系列承诺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我国人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和兴趣，继而将中华民族文化向海外输出也就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

二、 我国文化实力及相关法律现状
1、 法律现状
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是我国在加入WTO时对有关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所做承诺。我国的承诺书中涉及文化的大致有以下几点：
（1） 广告服务：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仅限于以合资企业形式，在中国设立广告企业，外资不得超过49%。中国加入2年内，将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中国加入后4年内，将允许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
（2） 分销服务：加入一年内，外国服务提供者可在我国经济特区和有关城市设立中外合资的图书报纸杂志零售企业。加入两年内，开放所有省会城市及重庆和宁波市，并允许外资对零售企业控股；加入三年内，取消对外资从事分销服务企业在地域、权益、股权及企业设立形式方面的限制。但三年内，超过三十家分店的连锁企业仍不允许外资控股。
（3） 管理咨询服务：仅限以合资企业形式提供服务，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中国加入后6年内，取消限制，允许外国公司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
（4） 视听服务：自加入时起，在不损害中国审查音像制品内容的权利的情况下，允许外国服务者与中国合资伙伴设立合作企业，从事除电影外的音像制品的分销；
（5） 电影院服务：自加入时起，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假设和/或改造电影院，外资不得超过49%；
（6） 电影进口；加入时，在与中国电影管理条例相一致的情况下，中国允许每年以分帐形式进口20部外国电影，用于影院放映；
（7） 教育服务：允许中外合作，外方可获得多数拥有权。外国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受中国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邀请或雇佣，可入境提供教育服务。
再看我国国内立法情况。要增强我国文化实力，首要的一点是要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不管是狭义的仅指版权业的文化产业，还是广义上包括旅游、教育等行业的文化产业，要刺激其发展，都必须加强我国立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我国现有《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及各自的实施细则在这方面都做的不够。文化产业是靠内容取胜的产业，因此要培养民族文化创造力，也要求加强知识产权方面立法。
我国已经认识到中国版权法律与《TRIPS协定》之间仍有差距，《著作权法》的修改也已经加快。根据各方意见，拟修改的内容包括取消对外国人的保护优于中国人的“超国民待遇”这一严重磋商本土创作者创作积极性的条款、并对第43条使用录音制品的广播机构的付费机制进行具体化等。并且，在新修改的《公司法》中也提高了允许知识产权作为出资的比例，并增加了出资种类，著作权、商标权等专利权以外的知识产权也可作为出资，这也对我国公民的创作积极性起到一定刺激作用。这些都表明，我国已经开始注意到民族创造力的重要性，正在有步骤地采取措施。
2、 我国文化实力现状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曾发生过两次激烈的交锋。一次是从清末到五四运动期间，西方国家用鸦片大炮敲开我国国门，西方文化也相伴而来。第二次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此时，我国的国力已经大大增强，民族自豪感也越来越强。国家适时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针，国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在增强。但是，西方文化的挑战仍然存在。且不说学术界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的跟风膜拜，在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层面，公众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也发人深思。就图书引进而言，近年来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一直在10：1左右，并且还有大量的盗版引进。在电影进口方面也有同样问题。我国虽然只承诺每年进口20部电影，但是盗版市场对此做了补充，常常是在国外刚上映，国内就出现了盗版。
现在中国面临的不仅是西方文化的渗入，近年来，日本、韩国文化也大肆入侵。继上世纪90年，为年轻一代津津乐道的日剧、日本漫画之后，近两年，中国娱乐市场上又“哈韩”成风。一时之间，似乎举国上下都开始疯狂观看韩国电影电视、学习韩语，并且在服装、化妆上模仿韩国。从根源讲，日韩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同根性，是中华文化的分支。日韩文化向我国的倒流，说明我国在文化产业的竞争力还不够，文化实力还不够。
再来看数字方面的资料。1997到2004年，中国服务贸易连续逆差，除旅游、信息和其他商业服务外，其它项目几乎均为逆差[8]。2005年我国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用收入600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66%，而支出为26亿1千万美元，同期增长比为38%；同时，广告、宣传出口收入为4亿8千万美元，上升38%；支出为3亿2千万美元，上涨2%；电影、音像产品出口4千万美元，增长111%；进口总值7千万美元，下降41%9。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实力还很不够，缺乏核心专利技术，而视听产品等的竞争力虽然在增强，但考虑到我国市场上大量流通的盗版外国视听产品的存在，我国在此部门的输入量仍远大于输出量。

三、 如何既不违反我国在GATS下的承诺又增强我国文化实力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我们所知道的与文化相关的行业部门，都在GATS的框架之内。而鉴于文化产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以及在GATS内更改承诺的困难，各国在做出相关承诺时都非常谨慎，什么时候承诺、承诺什么都异常关键。
在对我国在GATS下有关文化的承诺做出分析研究后， 本文认为，要既不违反我国所做承诺，又保护和增加我国文化实力，应该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为什么有的律师会违法

山东诚维律师事务所 王振江


内容摘要 律师是以维护委托人合法权利并进而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可是一些律师为什么会违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去违法，违法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本文对此将作有关探讨，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关 键 词 律师制度的起源 律师的执业现状 司法公正 律师违法的表现及原因
最近看到几个有关法官违法的新闻报道，如最近被众多媒体关注的武汉中院13名法官集体腐败案 ，其背后也不乏律师的身影。那么这些律师为什么会这么做，乍看挺让人吃惊，但仔细一看，却不禁反思起来，是什么力量促使一名熟谙法律的执业律师去违法？恐怕这其中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律师作为法治社会中维护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力量，在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以维护委托人合法权利并进而维护司法公正为最初和最终设立目标的。恐怕那些律师不会不知道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可为什么有的律师会愿意去违法呢，不得不促人深思。
一、律师制度的设立起源。
律师制度公认起源于古罗马帝国，尽管律师是作为诉讼一方的代理人参与诉讼，可现代意义上律师制度的确立，恐怕是吸收了不少古罗马政治制度的精华，如古罗马的保民官制度（如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即持此观点） ，在古罗马帝国，实行共和政体，尽管在元老院设立有执政官，但为了防止这些人滥用手中的权力去伤害罗马公民，保民官制度就应运而生了，为了确保对权力的约束从而确保公民自由，罗马通过民众大会、元老院、保民官以及二执政之间权力分立和相互牵制的安排形成权力制衡格局。其中，保民官的宪政意义非常独特：为了保护人民而对抗政府。保民官既无立法权又无行政权，但拥有的否决权不仅可以否定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也可以取消元老院决议的法律效力。值得注意的是，保民官制度是平民向贵族争取政治平等的社会斗争的产物，这一以行使否决权为突出特征的职务乃是作为平民保护者而设立的，这个事实意味着罗马开创了把反对力量乃至其斗争合法化和制度化这样一个重要的宪政原则。这一原则使反抗因合法化和制度化而被疏导到和平、理性、具建设性的方向，避免了暴力反抗及其必将带来的巨大破坏；而罗马的权力制衡格局也正是在标志着反抗权合法化、制度化的保民官制度出现以后才真正说得上形成了。在制衡格局中，保民官既牵制了行政、司法和元老院的权力，又在元老院贵族和平民之间充当了强有力屏障，使构成罗马社会斗争主线的这两方力量保持均衡和相互监督、制约，用马基亚维利的话来说，是既约束了“贵族的傲慢”，又防止了“平民的放肆”。现代律师制度正是在权力制衡的意义上产生的，律师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行政权，但律师作为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却能凭借法律知识帮助委托人充分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在这种对抗中通过合法的方式形成对权力的对抗，这种合理对抗最终在全社会实现民权对公权的制衡，这就是律师制度的设立宗旨，在我国就是要维护司法公正，在全社会实现正义，这应当成为我国律师业的职业定位。
二、现阶段我国律师的执业现状
随着中国法治的进步，律师业经过20余年的发展，全国已经有了10.2万多人的执业律师，律师事务所1.1万多个 ，律师队伍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广大律师积极投入到法律服务中去，为国家法治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律师是靠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收取相应的法律服务费用而生存的，我国现阶段律师的执业现状是什么呢？是否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呢？结合有关实际情况作出分析：
第一，对律师的身份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条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同时，许多观点包括权威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就将律师事务所定位为市场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在非诉讼业务中确实有部分业务属于中介机构业务的范围，但不全是，如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中代理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刑事辩护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缺少刑事辩护的，律师在刑事辩护中是不能作中介业务的，这一点，稍有一些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由于这种定位，许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人员把律师当作“个体户”的看法成为主流，认为律师就是单纯为委托人服务的服务人员，更有甚者认为律师是相当于说媒的掮客，根本没有资格能和代表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平等对话，更没有从法治的大背景下看待律师执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机构及部分工作人员对律师存在看法的偏差，这也是导致律师办理法律事务中经常受到不应有的刁难的原因之一。最近，司法部正在起草《律师法》送审稿，向国务院报送，其中应当对律师职业的定位这一问题从维护司法公正的价值方面做出明确的界定，使困扰律师业正常发展的这一瓶颈得到解决。
第二，律师的执业权利。律师作为一个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离不开一定的法定权利，可现行《律师法》中对律师的权利规定却极为弱势，如该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现实中，律师因为该条的规定，常在法律事务的办理中处于极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诉讼法及司法实践中都强调当事人举证的责任，一方面又不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一个证据明明在那儿，由于人为的原因，导致该合法取得的证据不能合法取得，那些原本并不复杂的法律事务在办理中就经常出现效率不高、司法资源白白浪费的情况，导致当事人打官司的信心降低对法律的信仰降低。这种情况已经极大的伤害了律师的执业积极性，他们面临着这种尴尬局面，很感无奈。因此，没有立法保障的律师执业权利，就如律师拥有的是没有子弹的枪支。相对于《律师暂行条例》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律规定，很多人对《律师法》中的调查取证权戏称为立法上的倒退。
第三，律师的收入情况。现阶段，很多人都认为律师好像是一个富得流油的职业，香车宝马、高堂华舍、出入豪华场所就是律师生活的写照。但事实是，的确有一部分律师是富了，如从事公司上市、企业改制、涉外法律事务等非诉讼业务的一部分律师，但绝大多数律师并没有富起来，如《中国律师》杂志报道西部某省的一个律师一年只有几百元的收入，连维持生存都成了问题，不得不靠放羊喂马，甚至给人打工求得生存。一个人如果想从事律师职业，首先必须取得大学本科学历，然后参加号称第一难的律师资格考试或司法考试，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后，方可领取律师执业证从事律师职业，如此下来，前期投入就很大，很多人都是在清贫中度过了领证前的岁月。然而，领取律师执业证后，并不是一片坦途，法律服务市场由于我国特有的服务主体多元化现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系统离退休人员、无业人员，等等许多人都在无限制的从事这一职业，如山东一省就有注册的法律工作者就有6366人 。刚入行的年轻律师马上就会感到生存面临着威胁。一个当事人好不容易走到了律师事务所咨询，刚刚谈谈，就知道人家已经走过了许多家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价格也做了全面比较，300元你不干别人会干，就这样，年轻律师投身于法治建设的热情很快就被淹没了，在生存的压力下，律师们过得并不快乐，这是现实的写照。
第四，律师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律师的义务主要有：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收受委托人的财物；（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三）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四）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者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五）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以及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六）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依法纳税。这些义务无论是从律师与司法机关还是从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等方面来说，都是作为一个执业律师所必需的根本要求，一个律师只有首先具备这些根本要求，才能是一个基本合格的律师。
三、社会中律师违法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原因
1、向法官行贿或介绍当事人行贿。
难道向法官行贿是律师们非常喜欢的？律师承办法律事务很希望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能得到实现，然而，事实是，司法公正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在掌握裁判权的法官手里，为了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律师往往会极力和法官走近，有的利用同学、老乡关系或者直系亲属关系，通过各种途径向法官行贿，其花样繁多，送代金券、购物券、打牌故意输钱等等；再有就是以代理人的身份介绍当事人直接跟法官私下接触，由当事人给办案法官直接行贿。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社会人社会活动的规律，律师们也不能脱离这个规律，如果一个本该胜诉的官司在自己的手里输掉了，那么律师失去的恐怕不仅是一个客户，恐怕还会失去生存的基础，何况，现实社会中拉关系之风盛行，法官的裁判过程又不透明、判决书说理性不强，涉法上访的居高不下，另据官方人士披露，第一季度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县以上三级党政机关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量比去年同期增加6.5%。其中接待群众集体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和5.1%。第二季度，受非典疫情影响，各地信访量有所下降。但随着非典疫情的解除，各地信访量又迅速回升。6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双解除")至9月30日，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67.3%和58.4%。其他地区群众来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上升趋势也很明显。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11月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采访时，公开承认“今年以来，群众信访总量仍呈现上升趋势”。周占顺特别指出，近期以来，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北京和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在此次访谈中，周占顺提出了引人注目的4个“80%”：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曾在进京信访排行榜列第一的辽宁省有关高官对外坦承，该省进京上访者90%以上是有理上访，上访者中年龄最大的82岁，上访时间最长的达三四十年，95%是老上访户，上访案件中有三分之二为涉及司法机关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曾经说，“人民法院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面临着这些，律师们颇有些不得已的感觉，用时尚的词叫做“逼良为娼”。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了详细具体的禁止性规定，但要想从根源上杜绝律师向法官行贿，就要真正在全社会实现司法公正，有了司法公正，律师何必向法官行贿？可见，治理律师行贿问题首先应该根治司法不公问题。
2、律师向法官或其他人支付介绍费、回扣。对于诉讼代理和刑事辩护业务尽管《律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或者辩护业务。”但《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三大诉讼法的立法都早于《律师法》，因此，都没有确立一个律师对诉讼代理及刑事辩护垄断的制度，实践中，尽管有的法官在开庭时注意审查代理人的代理资格，但由于大部分非律师参与诉讼代理都有一定的特定的背景，再加上三大诉讼法都没有禁止性规定，所以，对于非律师代理的情况，在开庭审理时很少有将非律师代理拒之于门外的情况。近年来，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存在着基层法律工作者、公检法司等部门离退休人员甚至是一些无业下岗人员都加入了法律服务市场，和律师等进行市场竞争，这些人往往拥有比律师更为广泛、复杂的社会背景，他们对外大多以律师的名义、对案件往往采取大包大揽的方式对当事人进行承诺，搞“三包”，同时利用他们的复杂社会关系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拉拢、腐蚀，采取的花样也十分丰富，如为案件承办人购买商品、出资旅游、报销费用、装修住宅或为其提供交通、通讯工具。同时，为了和律师进行竞争，他们一般采取先以低收费为诱饵，把案件抢到手，然后以种种理由对当事人进行威胁利诱，再收取其他的所谓活动费用，当事人为了赢得他们的官司，依附心理较强，他们往往以较高的成本付出打完一个官司，最后，如有不满意，则往往怪罪说是“律师”骗了他们。律师面临着这种不正当、无序的竞争也无可奈何，有的律师由于耐不住贫困就采取类似的手段揽业务，他们中的大多数采取向法官行贿或许诺好处等方式和法官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向法官行贿如武汉中院、苏州吴江市法院院长费明受贿案 等许多新闻媒体报道的那些情况。同时，也有极个别的律师，面临着如此无序法律服务市场，他们没有选择同流合污，而是愤而出家 ，用这种方式对进行无言的消极抵抗。所有这些情况的出现，尽管不排除一部分律师见利忘义，做出了有损法律正义的行为，如果我们的法律服务市场能够得到净化、律师们没有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和生存压力，他们何必选择向别人支付介绍费或回扣的方式来拉案源？现在，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从维护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下力气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确立了五年立法规划 ，《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三部法律都列入了立法规划，其中，前两个诉讼法都是立法规划中十届人大本届内审议的法律草案，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机遇，希望有关部门切实下决心给与重视，将这一困扰律师业发展的问题予以解决，使中国的律师业的发展得到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结语
中国律师业自恢复以来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中国的执业律师人数已发展到十余万人，拥有律师资格和司法资格的后备力量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律师业需要“拓展与规范”，中国律师业到了一个需要拓展执业空间、规范发展的阶段了，在全面接建设小康社会、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宪法宗旨的法治背景下，中国律师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律师被动违法的情况将会降到最低，中国律师将能更好的肩负起维护司法公正、实现“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终极目的。


见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14期
见《江平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和《中国律师》1998年第9—10期
见2004年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
见山东省司法厅2003年8月20日发布的关于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年检注册公告
见《?望东方周刊》
见2003年12月16日外滩画报
见中华网：http://edu.china.com/zh_cn/law/lawfocus/3356/20010615/10045861.html律师遭遇司法腐败，愤然遁入空门
见新华网：北京2003年12月17日电十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制定完毕，5年内拟审议59件法律草案